惩罚公园

Peter Watkins - Punishment Park
彼得?沃特金斯标志性的“仿纪录片”中最著名的作品，BBC一直禁播到2005年，六、七十年激进主义电影中的难得佳作。
1968年的美国，反抗政府的情绪高涨：越南屠杀激起反战游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黑豹党的出现，不公正的审判，直到麦卡锡法案的出台，规定政府可以在紧急状态时设置集中营，惩罚思想犯。
这部影片，根据当时的社会气氛，对未来作出了合理推想：把思想反叛的青年投入惩罚公园，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而这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点处早已布置好了死亡陷阱。
这就是变相屠杀，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但是在别的国家，发生了不止一次。这部影片激起愤怒，因为民主国家不是法西斯。丹麦电视台曾对影片内容信以为真，事后不得不道歉。
正是这部电影激起的反对声浪，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政策与法案，约束政府权力，不要把整个国家变成集中营式的“惩罚公园”。
民主的进程绝非一帆风顺，时常要面对专制复辟的可能，就算美国也是一样。而允许民间的反对声音，允许民间力量对政府肆无忌惮地“诽谤”，恰恰正是民主得以维系到今天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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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拍好，BBC一直禁播到2005年，煽动，比红卫兵还煽动
有句话说的好：这个国家的财富足够养活所有人，为什么还有人在生死线上挣扎


警察无聊搞了个游戏，他说他要跟你玩这个游戏
跑到国旗有赏，跑不到枪毙
最后有行小字叫做“最终解释”
你玩伐？

Punishment Park，这个公园真太冷。乃一部 Pseudo 记录片。恶评如潮，禁播经年。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拍的好看刺激，但确实有失公允，无法服众。而其实它既冷且热，不单反文化分子用即兴手法演出与官僚机构的场场口角抗争，惩罚公园实是一个玩尽杀绝比BR法更极端的一个死亡陷阱，被判刑的"criminal"要穿行几十里的沙漠，到达终点国旗所在地，但这不是劳动改造锻炼筋骨如此简单，因为在全无供养的情况下沿途更要受到军队警察的剿杀。若是好运到达终点又如何呢？等待的只是被一网打尽，这个公园还很绝。

表演不能带来“真实”。

影片则使用了“纪实”手法，一改表演的本质难题。也就是说，通过“纪实”将表演转化为了表现——真正的问题不是呈现在画面上的匪夷所思的夸张，而是它打破了表演所预设的一种视觉逻辑，即通过人物表演来演绎一个故事。此处不再涉及故事而是升入到情感（emotion）的层面。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传达出的表达讯号——与威权的对抗。

这样，具体的叙述真实性，便退居次要地位。情感的形式，才从人物、故事的陈杂中凸显出来。于是，观影的主要对象就不再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的本质——真实。这样看来，本片在方法上的尝试，非常有价值，而且也很有趣。

  真实与谎言仅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之内，架构起的这条桥梁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真实与谎言之间运转的语言系统是什么？彼得沃特金斯的电影似乎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惩罚公园》中，一方面，他向我们交代了具体的时间以及历史背景；但另一方面，他又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让人不敢完全相信其真实性。在其后的传记片《爱德华.蒙克》同样如此。一方面纪录片式的拍摄；另一方面，又是意识流般的叙事。但是主人公之外谁又能清楚地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呢？语言中的这种矛盾让彼得沃特金斯的电影个性十足，但也不轻易让人接受。不过背负着这种矛盾的电影语言终究还是跳不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因为正如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一样，完全排除公共性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说这种介于现实与虚构，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语言毕竟还是传统电影语言的一种演化与变质而已，它的对象与表达系统仍然传统。

  具体来看这部影片中的电影语言的特点。暴力性是最明显的。暴力性并不仅仅是指导演所讲的故事中充斥着一种由某种权力产生并且为维护这种权力并行的一种力量，电影语言中它还包括导演的叙事摒弃掉了或者说大大改变了传统的电影语言从而给观众造成了一种理解的障碍。《惩罚公园》中的故事的暴力性毋庸置疑，同时叙事的暴力性也是有目共睹的。沃特金斯的这部电影与帕索里尼的《索多玛的120天》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它们共同探讨的都是权力及其延伸而来的暴力；其次，前者在电影中加入大量闪回，倒叙来改变叙事节奏。后者则是大量的大胆而让人心惊的镜头来改变观众对电影的带入感。主题与拍摄方式的共同的暴力性均让这两部电影在放映之初引起轩然大波，也许观众对于新的电影语言的接受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惩罚公园》电影语言的暴力性是基于对权力的暴力的自卫而产生的。马尔科姆.X说“出于自卫目的的暴力不应该称为暴力，而应该叫做理智。”这里，这部电影的电影语言的第二个特性就很重要了。那就是理智性，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充其量只是一部先锋实验电影：一味发泄，一味控诉，但就是不思考。经验只是知识的起源，理性才是真理的裁判。沃特金斯在电影中加入大量法庭审判，原，被告间的争执。这就是这部电影要解构的权力概念真正所在。即使它严重影响了叙事的流畅性。台上是商人，法官，政府官员；是金钱，知识，是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台下是学生，失业者，社会活动家；是贫穷，是犯罪，是非主流价值观的代表。旁边是警察，是保护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在这样一个道德法庭的审判中，原，被告之间的权利完全失衡了。主流价值观的持有者们要维护的无非就是“道德"二字。如尼采所说的那种一开始使用强迫手段来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利益，但强迫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形成社会的声音，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东西。而非主流价值观的持有者们要维护的无非就是“自我”二字。如克尔凯廓尔所言，生存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追求作为自己命运的自我。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同电影拍摄的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完全吻合。（这就是语言共时性的命运）。两种观点之外的旁观者是导演设置的一个重要符号，就是影片中的那位记者，同时也是所有银幕前的观众们。我们不满，我们抗议，但结果呢？也仅仅就能这样了。

  70年代的世界电影所谓的“异端影像”层出不穷。《惩罚公园》《索多玛的120天》《发条橙子》......它们在电影语言形式上的革命性，内涵上的相通性，让它们独树一帜。它们都虚构了一个现实或者未来，但这个虚构的现实与未来，却比真实更真实。这不能不说是和人类本身的优越感，崇高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难么这种现实与虚构的落差，要怎样去填平呢？沃特金斯，帕索里尼们没有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