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一百萬零一夜》（下稱《一》）在奧斯卡贏得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八項大獎；其實在奧斯卡揭曉之前，香港不少傳媒早已為電影造勢，高唱電影是「海嘯之光」，說主角Jamal「人窮志不窮」，「振奮人心」云云。大家心領神會：有些人大概覺得艱難時期特別需要神話，於是翻炒又翻炒耳熟能詳的香港神話：窮小子靠運發達。

愛情故事磨盡稜角

靠運也好，窮小子有出頭天，總會帶來一點改變吧？就像電影一開始，Jamal被痛苦拷問後對警官發出冷靜譏刺：「為什麼我不可以憑自己的能力答中所有問題？就因為我是個斟茶遞水的小子？」窮人階級改變，就已是叫某些人難以承受的勝利。

或者《一》讓我最失望的，就是改編劇本連這個階級轉變的鋒芒都去掉，主角去參加電視問答節目，只是為了讓愛人在電視看到自己以便相認——這豈算「人窮志不窮」？主角志願其實比「變富」還要小：他什麼都不想要，只想和愛人廝守。電影的改編更加吻合晚期資本主義大眾媒體的邏輯，因而更能投射出社會上的掌握權力者心態：「優勝者」最好是全無殺傷力、什麼都不想要的人，讓這樣的人得到金錢與權力才最安全——這樣便不會動搖掌握財富分配的權力建制本身。

但原著《Q &A》對於權威的挑戰更為尖銳：「很久以前我就明白，只要有夢，就能夠改變自己的想法。不過有了錢之後，你更有能力改變其它人的想法。我發現自己有了一筆巨額財富之後，權力比警察還要大。」這種令人悚然的坦白，不更像一個階級劇烈流動的社會才有的向上爬壯語？電影的改編以愛情代替了夢想，把冷靜譏刺警官的主角改成天真懵懂。

更大的夢想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夢想，同時也害怕太大的夢想。電影版的獎金是二千萬盧布，電視台成功完成「一夜致富」的夢想、不動如山；原著的獎金是二億盧布，電視台不想給獎金而迫害主角，最後因為支付這個太過巨大的夢想而倒閉，節目主持人被殺。因為要支付自己聲稱擁有而超越實際擁有的資金，資本體系的一個組件崩潰了。

金融海嘯應盡《資本論》的預言：「資本體系之崩潰乃因信用額過度擴張，超越現行生產創造的所得加上過往儲蓄之總值」。現在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翻馬克思、德國財長開口稱揚馬克思、馬克思家鄉遊客遽增、全球《資本論》狂銷（08年在德銷量是07年三倍以上、更是1990年的百倍以上），日本計劃出版《資本論》漫畫，甚至有人計劃將之改編成電影。這真是反資本主義者的夢想。而香港之所以能把反資本主義的神話拒於門外，也許是由於那些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本來就想香港成為一個投機而不安的地方。在去年世界大巿跌幅最烈的日子，香港的股巿卻一天狂瀉一天狂升，「隱形之手」不斷托巿，力求大家別離賭枱——也許，救巿所要保護的，不是個體散戶升斗巿民，而是投穖神話本身。急著給《一》加上一夜致富的夢想糖衣，乃是為了遮蔽現實中的社會階級向上流動幾近不可能。

香港有一批年輕人，不但面對朝令夕改愈來愈詭異的教育制度，在其畢業或初投入社會時，更不幸遇上三次金融危機，短期職位朝不保夕，辛苦做著無未來可望的工作，過幾年又要重新來過，同時不斷被有權力的人指責為「吃不得苦」——那些人要年輕人「有理想」，其實是要年輕人符合他們的理想。財政預算案給出的現實是底薪四千元的大學畢業生實習津貼，這真是「實習價」，說不上全職，荒謬的是明明畢業了，還「實習」什麼？可否老老實實給我一份有尊嚴的工作！政府帶頭減薪，先保商家再保年輕人，完全沒打算在經濟危機時為勞工增加議價力。等而下之：既然可以這麼低價請到大學生，無良商家可以更進一步削減更基層的職位。

那些被否定為無長遠視野、不望高處的年輕人，其實可以有自己的夢想。《一》原著中，主角勝出是因為他有開闊（而非上流階級）的視野：主角到過很多地方，在做酒吧侍應、明星幫傭、泰姬陵導遊等亂七八糟的低級工作時遇上很多人，一個個他人的故事恰好構成了節目大部分問題的答案。原著所高舉的甚至不是「命運」，而是「經歷」，這是一個更為深邃廣袤的夢想：某些無權勢非富貴的人們之經歷與視角，儘管千奇百怪不入大敘事格局，但某天會被證明為不是瑣碎低級，而是極有價值的。在海嘯後，何妨高舉體驗與趣味，承認一些未必具有很高經濟價值的夢想？

否定假選擇

這組鏡頭也許是奪得「最佳攝影」的關鍵：《一》電影開首，小兄弟倆逃避大人的追打，翻過高高的垃圾山，在貧民區的狹窄巷子裡奔跑，一個超級俯瞰鏡把他們定位為整個貧民區共同體的其中之一。用中產階級一點的話語來說就是，窮人的苦難厚度必須瞪大眼認識，他們的快樂方式也值得我們學習。我曾經相當喜歡丹尼波爾。那段不顧一切的奔跑讓我想起他的另一幕經典：剛偷了東西的伊雲麥格葵與同伴們在路上亡命狂奔，旁白是同樣改編自小說，橫掃九十年代英國青春的，《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的經典對白：

「選擇生活，選擇工作，選擇事業，選擇家庭。選擇他媽的大電視，選洗衣機、車子、CD機、電動開罐器，選擇健康，低膽固醇，牙醫保險。選擇定息低率貸款，選擇房子，選擇你的朋友，選擇休閒服和搭配的行李箱，選擇他媽的布料系列中的某三件頭西裝，選擇DIY，然後在星期日早晨質疑自己他媽的究竟是誰？選擇坐在那張沙發上看麻痺心智碾碎靈魂的電視遊戲節目，往嘴裡塞垃圾食物。選擇在這一切的終點徹底腐爛，在悲慘的家裡撒最後一次尿，對你用精子搞出來的自私混蛋小孩來說，你只意味著難堪。選擇你的未來，選擇生活……但我幹嘛要做這種蠢事？我選擇不選擇人生，我選別的。」

這段話當年對我簡直是醍醐灌頂。它那麼透徹地指出了資本主義典型生活裡的諸項選擇，其實是虛假的而且悶透了，你拒絕它是理所當然的。不必吸過迷幻的海洛英，二十歲後經歷三次金融危機，我深信這段迷幻青年的宣言裡的拒絕力量，是比煙草稅狂加之後，只許高官飲酒不許百姓食煙的香港社會更為正面的起點。

近两年头脑风暴类的竞技综艺不绝于眼，而印度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以这样的开场来介绍贾马尔戏剧性的人生。完全不同性格的兄弟的人生历程贯穿了全片，通过没受过教育的弟弟贾马尔的戏剧性回忆闪回，揭露出印度底下层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以及小人物的挣扎与反抗，展现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变化与面临的困境，同时勾勒出别具异国风情的社会各阶层众生相。政府的无能、法制的不公平以及底下层人民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在这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弟弟的故事更像是被理想化了的一个童话故事，弟弟贾马尔面对命运从不低头，即使有再多的危险、面临再无情的打压，他依然坚持对美好信念的不渝追求，从不放弃。为了得到所崇拜的明星的签名，他可以跳下粪坑。

如果说弟弟是活在理想中，那哥哥萨利姆就是活在现实中的一个人，在影片里，哥哥的形象更饱满而真实，他是一个在残酷现实里求生存的兄长，一个崇拜金钱，但又深切地爱护着弟弟的人，一个在亲情和利益生存之间纠结的男孩。他可以把弟弟千辛万苦换来的明星签名照拿去换钱。

其实可以这么说，哥哥萨利姆更像是真正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他既聪明又狡猾，有着许多缺点，为了生存，为了钱甚至什么都想干，而且从来也没有人教过他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他所能学到的一切都是来源于生活，而他所知道的只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不管牺牲什么，自己兄弟俩都要好好地活下去。最后的结局，一个被钱埋葬，完成了救赎，一个因钱新生，获得了爱情。

吉玛赢得了电视Q&A节目（印度版开心辞典）的百万元大奖，为此他受到警察盘问。
他是电话公司的茶水小弟、印度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警察不相信他知道那些答案，那些高种姓者可能都无法全知的答案。
从电刑后的晕眩中醒来的吉玛不得不向警察道出事实——他真的知道。他开始回忆自己是如何获取答案的，每一个问题，都关乎生存。
幼年，他亲眼看见母亲死于印度教激进分子的火烧之下。在和哥哥吉拉姆一同逃亡时，一个扮成印度教湿婆神模样的小孩挡住了他们。如果不是惧怕那小孩右手上的弓和箭，吉玛和哥哥本可以沿路先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傍晚再回到贫民窟。
雨夜，吉玛和哥哥在空的火车箱睡觉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冯建伟。被拐到山西煤窑里做奴隶的冯姓少年如果还活着，也许正经历着这些。他很小就被卖做奴隶，当他被解救出来，媒体热乎劲也还没过的当口，生活可能第一次向他敞开了阳的一面。但随后，在举国关注之下，他再度失踪。那一缕阳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吉玛在泰姬陵当黑导游。当地警察发现后，不由分说对吉玛一阵拳打脚踢，所幸被一对美国夫妇阻止。夫妇给了吉玛一张绿色的百元大钞。很久很久以后，为了找到初恋女孩拉提卡吉玛回到孟买，却在地下通道巧遇儿时的伙伴——他双眼被人为弄瞎，以便乞讨。但这位失去光明的伙伴不但闻出了吉玛，还闻出了吉玛给他的不是普通的印度卢比，而是印着富兰克林头像的百元美钞。越是严酷的国度，越是会不由自主地触发神奇。
这电影初看很印度，越看，越中国。中国的地下通道，甚至大街上都不乏长相怪状的乞讨儿，某些节日，他们集体消失了，也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滥用私刑的警察也不独孙志刚案一例，其后也未禁绝，人们只是不问，反正也都于己无关。问是傻、是“为了问而问”——不然干嘛问，你敢说你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中国人却会这样问。
哥哥吉拉姆一心想过豪华的生活。他为了混进势力更大的帮派，用一把左轮手枪解决掉该帮派的死对头。后来，还是这把枪，他用来指着弟弟吉玛，后者试图阻止他强奸拉提卡。
……
吉玛和提拉卡重逢失散，重逢，又失散。他决心参加电视上的Q&A节目，这是印度最红的一个节目，他知道提拉卡也在看。
搞笑的是，这些答对就有钱拿的问题，竟都一一嵌入生存：印度教中，湿婆右手拿的是什么？100元面值的美钞上，印着谁的头像？谁是左轮手枪之父？
难怪优秀作家体验生活，并不止于红墙以内，而是广泛地接触工人、农民、妓女、无业游民，无照商贩……只有丧失理想，毫无追求的人才会在厚黑、权术中获得趣味。美国电视剧收视排行TOP5，永远是法制罪案剧的天下，中国，永远是清宫、明朝、大唐……
有些答案，吉玛并不知道。100卢比上印制的箴言是什么？主持人一问，现场观众大笑。这在印度人尽皆知。拷打吉玛的警察怒了，指着录像里申请现场求助的吉玛大吼，连我5岁的女儿都晓得这个答案！
吉玛平静地问，先生，你知道一杯茶水卖多少钱吗？
有些答案吉玛虽不知道，命运却默默传授给他。广告时间，主持人不无调侃地说，下个问题答对，你就要从一个茶水小弟，变成和我一样有钱的人了。吉玛说自己毫无把握。主持人告诉他，做你应该做的事吧，随后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大大的“B”。
这个B差点断送了吉玛的百万旅程。吉玛用掉了“去除半数错误答案”，在BD之间，15秒之内，他看透了那上流朋友的眼睛，选了D这个答案。主持人激动地拥抱吉玛，转身报警，这小子作弊！
在印度，种姓制度是世袭的。婆罗门不愿意，也不可能愿意首陀罗一夜暴富，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受尽冷眼的乞讨者吉玛、黑导游吉玛、茶水小弟吉玛，又怎会不知？
电影的美好大团圆结局，却成了硬伤。我更愿意故事从吉玛的初恋提拉卡被哥哥强奸那一刻堕入深渊。提拉姆站在大厦工地的顶楼向弟弟指他们走出来的地方——那里现在已经成了商业区。我真希望丹尼保尔拍一部关于石库门的电影，或者三峡移民的故事。并不是每个首陀罗都有运气收到残酷生活送给自己的百万卢比，就好像在中国，尽管你现在很安全很温馨地重复上下班吃饭睡觉的生活，还是有那么一些个瞬间令你意识到，自己真的好像一头猪。
和谐岂能建造。这样不好。

我是一个偏爱悲剧的人。

比较喜剧的圆满，悲剧的残缺更让人思考，它既是故事的终结，又是新一层精神王国的起点。最优秀悲剧的力量往往不可限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曹老一部《红楼梦》更沦陷了多少代的文学好青年，个个心甘情愿，只愿长醉不愿醒。

英国导演Danny Boyle就常常借助喜剧的外形讲述悲剧，比如成名作《猜火车》，色彩绚烂，荒诞可笑，但喜剧外壳包裹下的却是最为凄惨悲凉的故事。对比相同题材的《梦之安魂曲》，Danny Boyle的悲剧力量感是钝的，他不用大锤砸人，却偷偷的拿小刀片割人，过程中只感觉些飕飕的凉意，事后才疼。疼也不尖锐，但长久，伤口无法愈合，一遇阴雨天必要再犯。

2008年Danny Boyle导演的电影《贫民富翁》与以往他的喜剧式悲剧又有不同，相反，叫“悲剧式喜剧”恐怕更为合适。故事源自印度外交官Wikas Swarup的小说《问答》：印度孟买一位卑微的服务生参加了一个“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式的电视问答节目，结果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下层贱民竟然赢得了十亿卢比。他自然要被人怀疑作弊，电视台制片人也没钱付款，于是串通警察把他扔进了监狱。故事围绕着服务生与辩护律师的会晤展开，通过这个没受过教育的贱民小人物的超戏剧性回忆，揭示出印度下层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公与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变化，描绘出各阶层人民的众生相。

电影《贫民富翁》加入了爱情作为线索，故事设计更为紧凑。主人公Jamal被警长严刑逼供，指着他参加印度“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节目录像要他坦白作弊的细节。审讯过程与Jamal的成长经历相互穿插，每一个问题都是Jamal生活中的离奇一章，有的让人哈哈大笑，有的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有的让人深深叹息，叹社会的不公，叹信念的伟大，叹人性的坚韧。

我在读余华的《兄弟》时曾经写过“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从来不应该是基于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偶然事件，甚至由人物的性格所决定的必然选择都不能算构成伟大悲剧的要素；真正有力量的悲剧应该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与社会制度在不可调和的斗争过程中头破血流体无完肤却仍散发出强大人性光辉与感召力的千古绝唱。”《贫民富翁》的悲剧正是“千古绝唱”式的悲剧——主人公Jamal面对命运从未低头，再无情的打压、歧视、羞辱、危险，都不能阻止他对美好信念的不渝追求；但有意思的是，这样沉重的主题并不以悲剧的形式直接表现，许多细节，比如小Jamal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明星签名，鼻子一捏跳进粪坑；Jamal与孤儿Latika为了报复哥哥Salim的大嚷大叫，趁半夜把最辣的辣椒揪碎扔进熟睡中Salim的内裤；Jamal与Salim跑到泰姬陵，一边冒充导游诈骗美国游客，一边偷游客们的鞋子到集市上摆小摊卖钱等等，都是充满了活泼童趣与透明光彩的。真正悲惨的，是这些细节背后的社会大环境。这些纯真的小孩子越是活得顽强，活得阳光，就越凸显出政府的无能，法制的不公与底层人民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这是欢笑过后更为深刻的悲伤，这让近乎荒诞的喜剧结尾变得合情合理，或者说，即使仍有不足，也变得微乎其微——经历过那样强烈的生死体验，还有谁在乎童话的真假！

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立刻想起来张艺谋导演，余华编剧的《活着》。《活着》也是通过葛优和姜武轻喜剧式的表演来展示文革中的社会丑陋与人性丧失，这样举重若轻的表现手法正好通过人本性的纯洁美好来凸显时代的丑恶与黑暗，人性的光辉愈灿烂，对社会的讽刺便愈深刻。

《贫民富翁》涉及了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孟买的极度贫富分化，有城中贫民窟的肮脏可怖，有宗教信仰矛盾屠杀，有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有人面兽心的“善人”，也有看似暴虐的“坏人”；有近乎神话般的超现实爱情，有貌似理所当然的暴力犯罪，甚至结尾还有印度电影不可或缺的集体歌舞表演。而对我个人来说，影片最令人难忘的是Jamal与Salim童年时代居住的贫民窟和他们成为孤儿后生活的大垃圾堆。

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为低等的贱民被称作“不可碰的阶层”(the Untouchable Caste，Dalit)，他们不能穿鞋，不能受教育，有身份的上层种姓不跟他们说话，也不接近他们，如果食物不小心擦到贱民衣服的边缘，上层人立刻就把食物扔掉。2008年十一月的《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了印度医生Arole在孟买附近的Jamkhed地区推广全民保健计划的成功案例，其理念在于从最底层的Dalit妇女开始，教育她们成为村中的保健人员。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而最为困难的就是开头，先要帮助被选出的Dalit妇女建立“人”的概念——告诉她们苦难并非与生俱来，协助她们建立自信，教给她们医学知识。Dalit妇女Sathe讲述全民保健计划给她带来的命运改变时说：“刚开始时，没人支持我，我没文化，也没钱。我就如同一块没有灵魂的石头。我来到这里（Jamkhed全民保健计划中心），他们给了我形状，生命。我学会了勇气勇敢。我成为了一个人。”

电影《贫民富翁》几乎是Jamkhed成功计划的反例！电影带观众看到了孟买赤贫阶层生活的细节，触目惊心的大垃圾场，孩子们肮脏却纯真的笑脸，飘满垃圾的河道，泥泞水坑边一块块绚烂的莎丽铺满黄土场。美与丑的强烈对比，苦难与欢笑的平行存在，这样的文化让人皱眉，迷惑，心酸，又迷恋。表象的喜剧故事下是赤裸的哀痛，是控诉，是怒吼，也是叹息。再美好的结局也不能抹去童话中藏匿的真相，笑容中的眼泪，希望后的绝望。

但Danny Boyle最终并没用绝望结尾。《贫民富翁》是悲剧式的喜剧，明知虚假，也要一歌到底；而对苦难的深切同情，决定了形式上的喜剧反而是必要的——绝望中我们必须看到希望，必须，哪怕声音微弱，绝唱也终将继续。




有关原著的读书笔记：http://www.douban.com/review/2069116/

看了横扫奥斯卡诸多大奖的《贫民富翁》，为该片所隐含的各种矛盾而惊叹。片子讲述的，是一对兄弟和一个女孩在印度贫民窟中长大的经历。三个孤儿当中的哥哥加入黑社会，女孩一度为舞女和花瓶，弟弟本想通过电视智力竞赛赢回美人心，无意竟成百万富翁。全片以弟弟Jamal在警察拷打下的闪回记忆为基本结构。

乍看此片，必然惊叹这部电影的艺术潜力。丰富的生活原料和质感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快速运动的摄像机和剪辑，以令人目不暇给的色彩和节奏，迅速展现出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眼里，印度最底层到最富有的社会阶层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影片几乎涉及了印度所有的社会矛盾以致最黑暗面：种族冲突、阶级矛盾、城市化、黑社会、儿童虐待、刑讯逼供，等等。影片前1/3几乎让人看到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美感、悲剧感和独特的幽默感，让第三世界的观众可以联想到无尽的现实和类似的诸多杰作。

然而过了前半段之后的电影，味道就不对了。用力不均的笔墨和缺少逻辑的情节，将影片的悲剧感一扫而空，代之以电视剧水平的浅薄情怀和乐观主义。每个镜头和对话变得越来越俗套，贯穿全剧的爱情主线也变得越来越空洞，有一种明显“出戏”的感觉。男主人公对生活的内在希望，变成了大众观摩的幸运秀；男女主角间本来可以引而不发的纯真感情，变成类似“吻我吧”这样好莱坞的对白；而逻辑上缺乏支撑的兄长自杀的苦情戏，竟没心没肺地湮没在片尾大团圆的歌舞声中，令人诧异自己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

更令人诧异的，还包括影片导演Danny Boyle的转变。曾经导演《猜火车》这样另类经典、敢于直面人生辉煌与绝望的导演，对生活的态度难道真的转变得如此迅速？且不说智力竞赛与回忆交叉这一情节构造是否缺乏变化，影片后半部极其媚俗、自我麻痹和商业化的思想理念，难道也是出于导演肺腑的吗？难道说，英国一代独立思考的文艺青年，到了中年之后也和中国当代许多文化人一样投机取巧、随波逐流了？

查阅了英美两国主流的许多影评，同时对照印度媒体，又有了更多发现。在英美两国影评中，对该片摄影剪辑和音乐成就的夸奖基本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有人如《芝加哥太阳报》的Roger Ebert厚道些，从印度题材本身的类型意义谈起，对影片大为赞赏，称其大奖在望；而《纽约客》的Anthony Lane这样的批评家，就会直陈其情节缺乏新意，情感缺乏深度，并且暗讽说：就是以多情著名的狄更斯，也不敢为后世写下“让我们逃跑吧……以爱为生”这样的句子。最令人欣慰的是《Time Out》的评论一俟发表，则有网友跟贴说：“影片揭示了第三世界如此痛苦的生存境况，而我们竟然在探讨它是不是足够娱乐，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这句话，可能是最打动我心的一句。作为第三世界的观众，不可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部影片真实吗？是否达到了它应有的政治性？

去查印度媒体，果然看到了一场大争论。一个印度教团体就公开在网上抵制该电影，称其将印度教徒描绘成恐怖分子，有悖社会真实。（的确，这部电影和很多“外来人”拍摄的电影一样，对于复杂社会矛盾采取了极度简化的方式。现实题材电影高下，往往在此。）而更多的争论，则在于电影是否该拿奥斯卡，是否代表印度。虽然这部电影主创人员不是印度人，但因为它是印度题材，而且用了印度演员、音乐和录音师等，所以也被印度国人当成自己的电影。于是，很多印度媒体包括个人博客讨论的焦点都在于：此片是否反映了印度过多阴暗面？是否给印度这个国家带来了耻辱？（大概此前很多印度电影都是风花雪月掩盖社会现实的？这个题目值得好好研究）对此，在电影中曾被提到的印度影星Amitabh Bachchan就公开说：如果拿到奥斯卡奖，当然好，对幕后影人是个奖励；如果拿不到，更好，因为印度电影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不必仰人鼻息——这套说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看上去，印度人关注的，与电影本身是否足够深刻无关，而更关注电影获得的荣誉和民族意义。这是不是第三世界文艺评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呢？Amitabh Bachchan面对印度媒体的原话，十分具有启发性。他说：“印度电影从来都是站在前列，从来都是最好的。而奥斯卡则自成一派。”“India cinema has always stood first, stands first, is the best, Oscar has its own place。”侧看近邻印度如此思维，我们自己又怎样呢？想象《贫民富翁》如果在中国拍摄是什么命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