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记

“被上海”与“被伤害”的“悲伤海”

——电影《上海日记》中的“我们”与“他们”

王升远

当上海人口由1700万暴涨至2300万，你会发现趋之若鹜、心甘情愿“被上海”的人还是一如既往。这个城市承受着“无法承受之重”。4年前，叶辛的《上海日记》曾在文坛风行一时，近日CCTV6推出了陈吉编剧、叶田导演的同名电影。坦白讲，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素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甚关注，叶辛的小说在观影前也不曾读过，因此没有评论资格。原本，对“上海”并不感冒的我，对所有冠之以“上海”字样的作品一向敬而远之。拜当年的、当下的某些前卫作家所赐，这个词已经近乎是与“我们”（“80后”的都市外乡人）无关、只关乎“他们”（我指谁，你懂的）的词汇了。而之所以有了提笔对作为电影的《上海日记》说三道四的念头，是因为这是一部有关“我们”与“他们”的作品，是因为与全小良一样，我也只是“被上海”者中的微渺一员。贾樟柯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把这个社会具体置换为“魔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曾被一些无色无味的东西“视若不见”地“撞了一下腰”，而后莫名地翻到在地。与人如其名、各方面都“小良”（复旦新闻系出身、斯文俊秀）的男主角相比，我似乎没好到哪里去。撞翻到“悲伤海”海底后，仰视从虚无的繁华之处同样被撞翻的全小良，着实是心有戚戚焉。

生在斯长在斯、又与我同龄的上海人陈吉和叶田挑战这一选题，显然取的是一种内面自省、对话讨论的姿态。实话说，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帅哥全小良、美女苏悦、乔海贝你方唱罢我登场，帅哥美女“蜗同居”、帅哥与富二代美女歪打正着的邂逅相识、来电，都让我心中暗叫：“又是‘上海货’！”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你会突然感到一种沉重的东西开始光着脚丫、悄然践踏起你的心灵。在上海一无所有的全小良开始面对一连串原本在校园里无须直面的诱惑与矛盾：原本青梅竹马、原本“相同的人”因了怎样的变故就变成了“不同的人”，又何以转瞬便认定与刚结识的美女同事是“相同的人”？在现实的女色诱惑面前，已“自我都市化”的自己与青梅竹马的故乡女孩苗杉何以无法回到从前？为何名校才子全力奋斗却只能寄人篱下、与人共“蜗”一室，而只会附庸风雅的房地产商人及其子女却可坐拥豪宅、坐驾名车？应顺藤摸瓜、半推半就地将乔海贝收入帐下，还是与同样来自外乡的苏悦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是保持安贫乐道、坚持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还是投机钻营、八面玲珑地充分利用各种人脉、资源，名、利、色三收？如何能在乔海贝青春靓丽的面孔下、在乔胜龙的一脸无辜的自我辩白中、在报社主编和其他媒体、公众的监督、责斥声中辨明“新闻真实”？新闻要呈现出谁的“真实”？房地产集团老总乔胜龙和《上海都市报》主编都算是现实中的成功人士，可是为什么生活在全不相干的轨道上的两位精英，甚至苏悦、乔海贝两位美女都先是对自己赞赏有加，然后却又双双抛弃了自己？在一无所有的现实处境下，“被上海”的自己在生存压力下是否/能否“返乡”？已被“漂白”的自己如何以失败者的面目面对未“被上海”的贵州黄土？被上海放逐而再次被打回一无所有的原形，拖着行囊回到故乡，是顺应“逃离北上广”的潮流、做一名归乡创业青年，还是直面失败的自己，回到伤害自己的城市，在学会享受“被上海”的过程中越挫越勇？到底该放弃什么、坚守什么、改变什么？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只属于全小良一个人，而是蜗居于上海一隅中“被上海”的、“被伤害”的“我们”都逃不过的，或许也是生于魔都、长于魔都者所必须正视的，因为在彼此的视野中大家互为风景。我不会自作聪明地尝试回答，因为那只能是一场徒劳，那只是我想要的“真实”。

叶辛的粉丝、拥趸们或许会抱怨，电影《上海日记》因改编而与小说在内容构成上有着较大的距离。小说中诸如男主角同学的杀人、初恋女友苗杉因生活压力弃他而去，他又因各种现实原因傍上富二代而最终见弃等内容情节都被割而舍之。实话说，这些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是饭后谈资的话题，在“我们”看来确实带着冷酷温度的真实。而电影的容量和当前的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难免会限制编剧与导演的思想表达；而在我，更愿意在所有问题没有得到答案之前，只将这一电影化尝试视作编导们的一种达观态度。就像明知现实生活就像一坨屎，不是捂着鼻子、皱着眉头打量审视、而是骂了句“Shit”后与之微笑合影；明知人生的终极就是个“杯具”，却有人却把它灌满“百事可乐”，豪爽地一饮而尽。被勒令长休的小良从贵州缠溪回到了那片“悲伤海”，辞去了报社记者的工作。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在全小良眼前，某栋楼体上“不知如何降下”的六个黑色大字悬在半空，实在是名校毕业生到现实失败者的绝妙隐喻；可只要他一转头，就会发现那个贴近地面、并不起眼的蓝色条幅依然“给力”：“重要的不是在飞起”。身前身后，相得益彰。维特根斯坦有句话，“我贴在地面行走，不在空中飞行。”我承认，到这里，我，被鼓动了。

关于这部电影的专业评价我愿聆听专业人士的高论，不敢妄言。但至少电影中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不管在“我们”那里，还是在“他们”那里。

但“我们”的追问尚未终结：返沪有年的老知青叶辛的、“小上海佬”叶田的《上海日记》是否是贵州边远山区出身者全小良的、“我们”的“上海日记”？如何穿透现实表象、更为立体、多面地呈现“被上海”者在“被伤害”的“悲伤海”中挣扎、起伏间那带血的真实？返回上海的失败者全小良将如何洗心、怎样革面，会因此走向成功，还是将继续在“被上海”的苦斗中“被伤害”？这一“城”与“人”的精神契约将在编导陈吉和叶田、“我们”与“他们”共同讨论、探寻中接近于达成。

猛然想到了“上海”在西方语境中的词源。古时从欧洲到中国做生意，须远涉重洋、历尽艰险，故而船长们都是先把不情愿出航的水手们骗上船，船开到海上后才宣布要开往上海，是时水手们才大呼上当——“We are shanghaied！”最初意即被受骗了、被拐卖了。套用当下的时髦说法，大可直译为“被上海”了。如此看来，Shanghai似乎原本就有着“越界”意味的“原罪”。而当Shanghai经过一日千里的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全球航运中心时，当满街的白佬、黑佬、棕佬呲着白牙、金牙、银牙，搂着黄肤黑发妞的屁股在灯红酒绿的上海街头招摇而过时，还有哪个来到中国的异国水手会抱怨自己“被上海”了？

今天，上海是谁的上海，又是谁“被上海”了？

谁都不要逃，你也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