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承继

　　两个完全不同的针锋相对的人，如何在三场对话中改变想法，达成共识？请看安东尼·霍普金斯和乔纳森·普雷斯的演技，真是浑然天成，将人物动机及其转变完全诠释，毫无破绽。网飞搭建的西斯廷大教堂还原度太高了，壁画真美。配乐好听。

三次对话

　　第一次谈话，花园散步，双方交换教义观点，不欢而散。

　　第二次谈话夜里晚餐后，小客厅，本笃摒弃教义分歧，寻找共识。先是交流初心，第一次聆听到主的声音，贝尔格利奥回顾了自己青年时出家的原因，本笃了解到他信仰的坚定。而后交流休闲娱乐个人爱好，本笃向贝尔格利奥展示了自己的古典乐爱好，贝尔格利奥则谈到了摇滚乐、足球，本笃还爱看电视剧。以一个祈祷时抽烟还是抽烟时祈祷的笑话为结束。

　　第三次谈话是第二天，在西斯廷大教堂里发生的，即投票产生教宗的地方。本笃告诉贝尔格利奥自己决定退休，贝尔格利奥震惊，一再劝阻。本笃让贝尔格利奥来做教宗，贝尔格利奥觉得自己有罪不行，忏悔自己在军政府时期的行为。在两人的交替讲述中，展示了贝尔格利奥的修行历程，抛弃耶稣会士的保守，转为深入平民的前卫。

　　接下来谈话继续，但场景改变，进入泪室，即圣器收藏室，选举后教宗首次亮相前，在此穿戴传承下来的服装配饰。在这里，两人相互忏悔。本笃谈到了自己在丑闻中的决策，贝尔格利奥再次力劝本笃留任。这里安东尼·霍普金斯演技爆发，本笃说自己已经聆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或许上帝在说的就是让自己走，最终说服了贝尔格利奥。

两人风格

　　两人的生活作风完全不同。本笃是学者，严肃古朴保守，坚持传承的教义；德国人，在欧洲的中心，在罗马生活多年；熟练掌握多门语言，精研教义，出过多本书；不拘言笑，从不大笑，不说笑话，不喜欢人家与他开玩笑；与人保持距离，不拥抱只握手，独自用餐；一生独行，不爱人际交往；用餐节俭，虽然住在奢华的宫殿里，但吃着土豆泥；不饮酒不喝咖啡，只爱喝芬达；喜欢音乐，但只爱古典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这里也大秀琴技），出过唱片。

　　贝尔格利奥出生在南美贫穷国家阿根廷，意大利后裔。出身平民阶层，喜欢市井生活，喜欢足球、摇滚乐。他喝酒，喝葡萄酒也喝啤酒。喜欢泡吧与陌生人一起看球，一起欢呼。喜欢跳舞，探戈，甚至还要教教宗跳。他喜欢人群，深入大众，喜欢在街头、在酒吧、在餐厅、在宫殿等随意地方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而且很快就能相谈甚欢，得到人们的喜爱。喜欢讲笑话，喜欢与人开玩笑。除非必要，他不爱穿司铎的制服，平时穿着与普通人无异的平民服装。他生活俭朴，反对教廷的奢侈。平时不住在自己主教的豪华宫殿，即使到了罗马，也不住在教宗安排的地方，而是自己出去住狭窄的小旅馆，自己洗衣服，在路边吃披萨喝咖啡。

俩人的共同点，相互理解的基础

　　这两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管从观念还是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相反的，针尖对麦芒的。两人只有不多的共同点。

　　一是音乐，虽然一喜欢古典，一喜欢摇滚，但神奇的是二者有交集——知名的摇滚乐圣地艾比路，这里有间教堂录音室，披头士在这里录音，本笃也在这时录音。影片开始时，俩人第一次会面是在厕所里，贝尔格利奥哼着一首小曲，还不是教宗的拉青格问他，你这曲挺好听的，是哪首赞歌？贝尔格利奥说是皇后舞曲。虽然这是一首摇滚乐，但音乐不会骗人，确实挺好听的。

　　二是“保守”，贝尔格利奥出身耶稣会，以保守著称，他青年时代作风、教育风格保守，跟本笃差不多，这也算一个两人可以相互理解的一个共同基点。

　　三是都经历过极权统治，且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贝尔格利奥在军政府上台时为其服务，保护了一部分人，本笃则在二战尾声时被征召入伍德军，辅助空防部队，片中不止一处出现指控他为纳粹的镜头。片中贝尔格利奥忏悔时，本笃安抚他说，“所有的独裁统治，都会剥夺我们选择的自由，这点你我都知道”。

　　在客厅第二次交流中，虽然不争辩教义，但谈到了初心，第一次聆听到主的声音，俩人了解到彼此信仰的坚定。后面俩人还交流了生活方式，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了达成共识的可能。俩人对教义的推崇虽然不同，但只是方向不一样，贝尔格利奥也没有超出基督教义的根本。以抽烟和祈祷能不能共存为例，可以很好地诠释保守与前卫的不同，只是理念上的区别，关注点不同，但是可以共存的。

人物动机

　　贝尔格利奥的动机比较简单，他对现任教宗领导下的教会发展方向失望，决定退休，多次递上辞职信，但毫无回应。他买上飞机票，前往罗马，此行动机是要让教宗批准他退休。片中他多次递上辞职信，但教宗一再否决。

　　本笃的动机比较复杂，我看了好几遍才揣摩明白。他领导的教廷遭遇巨大危机，内部信息泄露了银行不当行为和主教性丑闻。在这个时候贝尔格利奥递上辞职信，要辞去枢机大主教的位置，返回基层当一个小司铎。这一举动，本笃认为是抗议，对教廷的抗议，对自己的抗议。贝尔格利奥是他最大的批评者，是政敌，之前差一点当选为教宗。他收到了贝尔格利奥的辞职信，一开始很高兴，但他不能批准，这样会让教廷面临的舆论困境更加雪上加霜。他把贝尔格利奥召来罗马，一开始是想说服他，让他放弃退休。本笃在面临危机时，有想过退位，但因为接手的可能是老对头贝尔格利奥，所以就放弃了退位的想法。这两条就是本片开始时本笃的动机。

　　在第一次召见的花园对话中，俩人针锋相对交流观点，格格不入。本笃认为贝尔格利奥在指责自己，要对丑闻负责，最后怒气爆发，几乎要批准贝尔格利奥的辞职了，他甚至还说，“你说你不再愿意当枢机大主教了，你确定自己还想成为一名司铎吗？”他几乎认为从教义观点上看，贝尔格利奥已经不算天主教徒了，不适合当司铎了。但是他在怒气中控制住了批准辞职，甚至将其逐出教会的冲动。

　　在第二次谈话中，本笃的动机开始是随便聊聊，但从聆听主的声音开始，俩人开始了良性互动，本笃认识到贝尔格利奥信仰的坚定，感觉不错，开始决心摒弃教义分歧，寻找共识。贝尔格利奥在本场景中的动机，则是知道了俩人间的分歧无可救药，在陪聊时伺机就要递上辞职信让本笃签字。

　　本笃分享了自己听到的声音，给他带来的是宁静。问贝尔格利奥，他则想到了酒吧、跳舞、数钱的声音，哈哈，主的声音是市井的声音，热闹，并不宁静。剧情也由此开启传记，贝尔格利奥分享自己的出家路。本笃更了解他了，然而这时贝尔格利奥说完了，话声一转又提到了主让他退休，本笃谢绝了这一话题，提议今晚俩人搁置分歧，像兄弟一样相处，并开启了俩人可能有的最大共同话题，音乐，俩人相谈甚欢。

　　在这第二次谈话中，本笃显然认识到了贝尔格利奥信仰的坚定，理解了他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理解了另一派。深入群众，贴近市井生活，但仍然在践行基督的教义，恩慈——抽烟的时候，也是可以祈祷，也是会祈祷的。在这一晚之前，虽然本笃已有退位的决心，但没有考虑过让贝尔格利奥接手，甚至他还没退位，就是不想让最有可能接位的老对手接位，推翻他做的一切。但这一晚的交流改变了本笃原先的想法，这个人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在第三次谈话发生前，当天早上又一起新闻加重了本笃和教廷的危机，本笃不得不赶回罗马。这一事件加强了本笃退位的决心，以及可能也有让位于贝尔格利奥的心。在教堂里，本笃谈到了主给他的启示征兆，烛烟往下飘，并问贝尔格利奥有没见过类似的征兆。贝尔格利奥说在蒙召前，已经买了来的机票。这一巧合也是一个征兆，“我们都在天主的手中”，这一征兆加强了本笃让贤于他的决心，给了他鼓励，最终说出“你是合适的人选”。在这里，本笃从可以接受贝尔格利奥接位的可能，转变到如果不能确保接任的是贝尔格利奥，那么他就不会退位。

　　大局至此已定，俩人动机明确。本笃决心让贤，贝尔格利奥力辞，俩人力图说服对方。最终本笃成功说服贝尔格利奥。

演技表现

　　安东尼·霍普金斯和乔纳森·普雷斯两位老戏骨的表演毫无破绽，浑然天成。乔纳森·普雷斯的贝尔格利奥作为下级态度谦卑，但真理面前毫不让步据理力争。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教宗，全程掌握主动，掌控对话方向，态度谦和，思维保守，话语直接有力，直击俩人冲突核心，毫无废话。愤怒时情绪转换自然，表情眼神到位，特别是“你确定自己还想成为一名司铎吗？”，这里放大了镜头，将面部表情、眼神完好地展示出来。后面泪室里的对话，谈到自己祈祷时毫无回应，天主沉默，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教宗又有一次爆发，气场十足。

愤怒的本笃，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犀利眼神

　　除了对话时的交锋，我还很喜欢这片中的两处沉默，无声中同样有极佳的演技表现。一是花园对话最后，本笃愤怒，说出“你确定自己还想成为一名司铎吗？”，俩人陷入一阵沉默，只听到夏日蝉鸣，本笃盯着贝尔格利奥，此处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犀利眼神再次展现。贝尔格利奥嘴角牵动，没有说出话，眨了几次眼，眼神向下了。然后本笃说“我不同意你说的任何话”，转身走开留下背影，贝尔格利奥以手捂嘴，轻轻摇头，望着本笃的背影，向另一方向走了。他抬头看树木蓝天，自己发呆。

面若死灰的贝尔格利奥，乔纳森·普雷斯的表情

　　另一次沉默是晚餐后在小客厅，本笃不与贝尔格利奥谈辞职的事，但几句闲话聊完，又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头无从开启，俩人坐在圆桌两端，各望两边，一时陷入沉默。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本笃，一会看着这边，一会看着那边，看看墙上的画，就是没有看向贝尔格利奥。一旁乔纳森·普雷斯的贝尔格利奥也是沉默，手足无措，小手无处安放，等待教宗开口。本笃是掌握话题的，过了一会才想好，打破沉默，从一个基本话题，聆听主的声音开始。

各自沉默

本笃的转变

　　在开始时本笃就是个严肃不苟言笑的老古板，但后面，他居然会开玩笑了——虽然是德式笑话并不好笑。他推开大门，接近人群。他被贝尔格利奥抱着学跳探戈。俩人还一起看世界杯，本笃居然跟着开始喝啤酒了。毕竟是德国男人。

　　啤酒，摇滚乐，确实是好东西。

撰文：夏婷婷

责编：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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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取消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恢复社会的秩序。关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这段历史被称为“肮脏战争”。

伊莎贝拉·庇隆

1984年，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出版《绝不重演》这一调查报告，将军政府的罪行公布于众，受害者总人数估计高达三万人，军政府因此成为阿根廷社会和国际社会控诉和唾弃的对象。直至军政府倒台16年之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组成的抗议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还在年复一年地抗议和等待，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政府的暴行不是脱离阿根廷的社会实际而突然爆发的，更多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的反思。

1“肮脏战争”的预演和“灵感来源”

要理解军政府上台之前的局面，需要将目光转向1955年。这一年，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庇隆本人流亡在外。从此，军政府与有限民主政府交替执政。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政府是“有限民主政府”，是因为在选举中，人们禁止了庇隆主义政党的参与，偶尔部分省份即使放开庇隆派政党的选举权限，庇隆派政党获胜之时，政府总是对选举结果直接予以否决。除此之外，各界政府开展了疯狂的“去庇隆化”的行动，但支持庇隆的民众人数依然众多，整个社会陷入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撕裂之中。在政治动荡的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举步维艰。“发展主义”经济政策取代了进口工业替代政策。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削减工人的权益。在如此形势之下，罢工、抗议活动、城市暴动等等层出不穷，60年代末，各路游击队也开始活跃。对这些反抗活动的镇压成为了“肮脏战争”的预演，例如民选弗朗迪西政府（1958-1962年）就采取了“国家内乱治理计划”（PlanConintes），实施了失踪、酷刑、非法杀戮等手段。

在庇隆派民众的努力下，庇隆派于1973年起开始执政，实行劳资协商的“社会协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欧盟停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导致经济下行，出现了财政高度赤字和超级通胀。庇隆逝世后，伊莎贝尔政府于1975年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无力扭转经济局面，最初的“社会协定”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不复存在，爆发了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同时，庇隆派极右翼暗杀队自1973年起就没有停止对庇隆派左翼的杀戮，游击队活动也依然活跃，伊莎贝尔启动军队镇压游击队和激进抗议人员，整个国家充斥着暴力，陷入了无法治理的混乱境地。

军队一方面积极镇压游击队，另一方面则坚持不介入民选政府。直到场面无法收拾，民众和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呼吁军政府上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之时，军队才缓缓介入。军方迟迟不予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足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中上台，标榜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建天主教价值观。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这次的军政府比之前历届军政府更为小心，吸取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教训，不采取街头大搜捕，或者是杀害几个反叛头目示众等手段，因为这只会招来公民社会的唾弃和更为激烈的反抗。他们转而采取许多隐蔽手段，例如“强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绑架，给左派和普通民众造成恐慌，规训民众绝对服从政府。这一镇压手段非常“有效”，所有的游击队都被镇压和消灭，许多的激进工人和记者也无故“失踪”了。

军队这种对抗议人员展开镇压和“战争”的意识形态不仅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中的实践，而且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早在50年代，法国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暴动经验传授给了阿根廷军官。美国则于六七十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域的美洲军事学校，给拉美军官教授反共思想和镇压叛乱的手段，如魏地拉和加尔铁里两位阿根廷军政府的总统都曾接受美国培训。美国给他们灌输了“国家安全学说”，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锁定在国内，扩大恐怖分子的定义范围，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才可以将这些“病毒”切除，让国家这个有机体恢复正常运转。法国和美国教授的思想和手段都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得以实践。 因此，“肮脏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暴力的顶点，军政府采取的残暴手段也是军队和政府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和镇压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自1975年起，军队就开动了暴力机器歼灭游击队。军队高官接受审判时，曾提及他们当时只是按照伊莎贝尔民选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要求行事。但在民主回归后，为了不给庇隆主义政党抹黑，这一点被公民社会刻意忽视。

2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

尽管“肮脏战争”一词是用来指责军政府的，实际上，反而对军队有利。他们认为，既然是一场“战争”，怎么能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况且在战争中做出非常规的消灭手段不是正常的么？因而，阿根廷社会逐渐不再采取“肮脏战争”的说法，以免给军队更多有利的论据。更多的学者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从此字面可以看出，这种定义强调国家的设计和计划实施的系统性。当军队在庭审辩护时，往往强调这些行为是分散的和自主的，与军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军政府执政时期，全国共建有340个刑讯中心。这些刑讯中心配备情报室、酷刑室、卫生所和关押犯人的隔间。在押犯人蒙着眼睛，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无法行动，一天供应两顿很差的伙食，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提供食物。管理者给每个犯人重新命名，以号码替代其真实姓名。辅助管理的工作人员分为四组：逮捕组、情报组、警卫组、收尸组。捕头们负责秘密逮捕嫌疑人，情报人员负责实施酷刑获取情报，警卫负责看守犯人，处理尸体的人负责射杀、转移、活埋、从飞机上扔下去等。

秘密刑讯中心的分布图（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博物馆，下同）

对政治犯的迫害遵循如下步骤。首先，军方深夜拉掉街区的电闸，突袭嫌疑人住宅，将其抓捕，不告知家人其下落。如果嫌疑人没出现在家里，则抓捕其家人，家人如果不配合，同样会永远“消失”。军队在闯入受害者家中时，顺带会没收其财产。1995年，西班牙法官调查出阿根廷军政府在瑞士的许多账户，这些都是受害人的财产。

随后，被绑架的受害者被转移到刑讯中心。军方认为，游击队员行动迅速，为了尽快获得情报，必须采用酷刑。执行酷刑者在殴打时可能使用任何工具：用香烟烫，将尖锐的东西插到手指甲和脚指甲内，或者将他们的头浸到水里实施水刑。刑讯人员还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折磨，如模仿行刑、观看行刑、让其扮狗等，或对其配偶和孩子施害，女性受害者经常被性侵。另一种较为残酷的刑罚是电击，犯人躺在一张金属网上，通电穿过全身，或用电棍对身体敏感部位电击。如果女性受害人在秘密刑讯中心分娩，孩子一出生立即被抱走，送给军人家庭收养。

刑讯中心也雇佣神职人员对进行刑讯的军士进行心理安慰，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战斗。参与刑讯的士兵则采取“非人化”和“物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如让犯人扮狗，吓唬他们到发抖，饿犯人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扑去吞食等等，同时在语言上使用隐喻，如坐“潜水艇”（即水刑），转移（杀害），让他们上天（从飞机上扔下去）。

榨取了情报之后，受害者被关押在狭窄的隔间之中，等待被转移出去，转移就意味着面临死亡。军方一开始采取了射杀和就地掩埋的办法，但是市政工程施工队时而会发现尸体，引发社会舆论的恐慌。军队也采取过活埋的办法，将犯人随意埋在墓地或荒地，不标注死者身份信息。最后，军队更多地采取从飞机上抛人的做法，在转移出去的受害者身体上捆上较重的石头，让其沉入海底或河底，毁尸灭迹。这种做法在军中称为“死亡航行”。

海军机械学校刑讯中心的关押室

为了掩盖这些罪行，军政府还对坚持报道失踪案件的报纸和记者实施死亡威胁。《媒体报》（La Prensa）坚持继续报道失踪者的事件，公布了2700个失踪者的名单，发布了家人寻找失踪者的消息。最终，该报纸遭政府干预，其订购量急剧下降，部分员工收到死亡威胁和起诉。军政府还控制报纸印刷的纸张，只有政府批准的媒体机构才可以使用纸张，以此方式强力控制媒体。

在这些手段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手段就是强制失踪。当在1979年美洲人权委访问调查阿根廷人权问题时，魏地拉被问及失踪人员的去向，他的回答是“一个失踪的人，是不知去向的人……他的行踪和身份未知，他失踪了，没有单位，不在了……也不知道生死，他就是消失了。”在军政府下台前发布的《最后文件》中，军方极力为自己辩护：失踪在战争中很常见。当正规军队之间作战时，两方是穿着军装的，很容易辨识，但在国内反恐战争中，反叛的人员没有穿着军装，并且携带虚假的身份，很难知道其真实身份。另外，这些反叛分子本身就是在地下活动，行踪不定，他们失踪了，怎么能向政府询问他们的下落呢？

军政府高官为了洗脱系统性暴行的罪名，在庭审时解释道，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后来改为5个）军事管辖区，叫做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官阶较低的军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军队坚持认为，这种松散的分权的管理的办法导致了地方军官的暴行最终失控。民选政府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军政府的镇压手段之统一，刑讯中心的数量与分布状况中，可推断军政府是有系统性地实施这一计划的。

安全区的划分

3 民事部门的责任

针对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没有止步于成立真相委员会，而是更进一步，成为拉美第一个对前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的国家。阿方辛民选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审判推进民主进程，但因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ín）尊重司法独立，最初带有政治意图的审判逐渐倒向了纯刑事范畴，法院将审判人员的范围从高级军官扩展到中下层军人，招致军队和保守势力的激励反抗，要求缩小审判范围和设定终止审判的期限，甚至发动了暴乱，民主进程一度陷入了困境。

最近几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军政府须对这种反人类暴行负责的说法，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声音，认为不仅是军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如此的罪行，政府的民事部门、企业、教会上层、媒体、司法部门、官方工会上层、甚至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个部门也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成为刽子手，也为军队罪行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和便利。

很多人认为，军队是在普通百姓的呼声中上台的，当军队派出秘密捕头抓捕受害者之时，街坊邻居都能发现这一情况，但百姓常常认为，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才会被抓起来的，政府不会抓错人。更为过分的是直接参与者的沉默。卡尔韦洛（PilarCalveiro）在其著作《权力与失踪：阿根廷的集中营》一书中，提及许多群众都知晓军政府抓捕和刑讯的事实，如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许多医生、法官、教士都直接参与过，这些人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性忽视，是在恐惧下做出的行为。

目前，阿根廷学界正在推进军政府内部的民事部门高官参与军队暴行的调查，例如，奔驰、福特等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与军政府合谋，给军政府提供额外的资助，以换取军政府对维权工人的镇压。教会高层也对军政府的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被起诉的民事人员还是凤毛菱角。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规定将“军事独裁政府”这个说法改为“军民合谋独裁政府”（DictaduraCivico Militar），作为一种警示，这可以说是阿根廷民众对“肮脏战争”的深度反思。 “肮脏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各方对它的解释却更加深入和立体，它的根源早于1976年，有系统性的设计，还有民事部门的合谋。因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脱离历史的例外事件，正相反，这是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片段。这些残暴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们扎根在对抗性政治文化之中，如有合适的土壤，依然会生根发芽。对军政府的全面审判不易也不现实，大规模和深度的审判也不利于民主进程，唯有不断的调查和反思，才可能避免这段悲惨历史重蹈覆辙。

昔日的集中营，今日的记忆博物馆

看完《The Two Popes》真的爱了，从教皇本笃十六世与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互不理解到后来结下深厚友情。

取材自真实故事，所以用了影片和纪录片混剪的方式来还原。多以两人对话为主要镜头，回忆，忏悔，理解，扶持种种情感的变化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因为色彩较为明亮，不会让人觉得乏味低沉。

中间特别是主教贝尔格里奥对自己年轻时有意做Priest开始的回忆，如何在暴乱中施爱与保护人民，但同时为没有保护好伙伴深感后悔与自责，最后又被指控为右翼分子等等的辛酸。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一路的苦，他都是用虔诚的心去看待所有。

印象深刻地就是教皇对他说的这几句：“But now I can hear His voice these last two days, I’ve heard His voice again. And the voice is the last one I expected to hear Him speak with. It’s your voice.”（教皇告诉他：我通过你 听到了主的声音）

主永远都会守护在最虔诚的人身边🙏

影片以两人观看2014年世界杯决赛结束，贝尔格里奥是阿根廷人，教皇是德国人，而决赛正好是阿根廷对德国。互动对话简直太有爱了，吃着披萨，支持着自己国家的球队。这段收尾真的太棒！这样的友谊好令人羡慕😀

作为一部电影，这个很优秀，很好看。

可是作为一个现实事件，我们从非艺术角度来谈谈它，可以被接受吧。

怎么知道一个东西是科学还是宗教？宗教徒吹起彩虹屁来，他们在内部从来不觉得尴尬，即使在外面看来尬极了。

这部电影没有解释我们心里的任何问题， 包括它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本尼在不认同乔治所有观点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是希望乔治当下任教皇？

因为他们是朋友？因为乔治跳舞跳得好？因为乔治的声音像上帝本人？我们要不要把 Morgan Freeman叫过来谈一谈？

电影中段进入很吸引人的谈话，两个人在谈“你真的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吗？”

我们也想知道。

你们，真的可以吗？

搭配的画面是乔治在荒野里徘徊，很象征，很宗教，很不错。

然后莫名巧妙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乔治就坐在晴朗的山顶了。他在军政府期间背负的道德包袱呢？这个感觉我们懂，历史共业啊，这真不是一句“我努力过”就能自我解脱的？

能解脱，我们全解脱了。我们都没解脱，你怎么敢自我解脱？

乔治在军政府垮台后去偏远山区传教、带小孩踢球、给穷人发饭，看起来反而像个宣传片。我有个端不上台面的个人观察，就是我觉得阿根廷政要谈到“贫富问题”的时候，特别虚伪。这么多年了，就会发钱、发饭、派教士、集体化，夸夸其谈。天都塌了，地位这么高的人还把发饭传教当成宣传点，反正我不能被说服。

所以，乔治看着这么多人殉教、被虐杀、被活着从飞机上扔下海，他决定做个liberal，就解决了？

另一边，老本尼在教皇位上可算倒霉透了。怎么这么多历史问题都在他这里集中爆发？加上他不受欢迎的保守主义立场，到最后众叛亲离。他竟然在电影里承认：“我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这种感受在《血战钢锯岭》里用Andrew Garfield 一个大特写来表达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上帝你在哪里？你把我放在这里干什么？”

不信教的人，对这种困境也能感同身受。

明明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却没有任何正面影响，世界在我周围崩塌，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我不觉得我错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一直不太喜欢前教皇，这个时刻竟然对他有点同情了。毕竟那些错误没一个是他直接造成的，更和他的保守观念没一点关系，大家迁怒于他，多少是由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他长得凶巴巴，不如乔治亲切，不如乔治会来事儿，不像乔治对人名和人脸有超强记忆力。

对于教皇来说，这些本来不是错误。只不过他生错了时代啊。

本尼的困境，说起来可是个大问题，就是教皇本人可能不信了。这个问题，竟然让乔治请他吃个披萨解决了。

不知道是太敏感还是笔力不足，就是在剧情高潮的时候，感觉剪掉了一大块。本来还比较深刻的对话，用庸俗的“友情、勇气、胜利”收尾。

然后是大段的乔治带本尼看球。看得出观众这时应该觉得“教皇好可爱”，可是我的逆反心理发作了。喜欢足球的人本来就有好人也有坏人，为什么一个政要喜欢足球、吃披萨就是可爱的？为什么你们觉得这样会让我们接受他，你们把我们当傻子吗？阿根廷缺这样可爱而没用的政要吗？

就这样，这部电影反而让我觉得方济各很奸诈，太会做人情了，至善而近伪，虽然我以前对他印象还不错。本笃16世倒是展现出人性的一面，像那个顽固守着小房子的老爷爷，令人同情，有戏剧张力。

除了对现任的彩虹屁太响以外，整部电影其实相当出色。前半部分非常好看。

一点感想： 1.枢机主教的红衣怪可爱的。 2.以为是纯英语片，没想到有不少意大利语。有点亲切，虽然是为听歌开始学这门语言的，虽然只听懂一个tu。 3.或许派系斗争里的每个人都是格外孤独的？ 4.身居高位或许意味着将被所有人猜忌。教宗产生疑惑的时候，谁能帮助他呢？ 5.本笃十六世或许是个情绪格外内敛的人？ 6.禁欲之于天主教，就像不食荤之于佛教，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也不是一直如此？ 7.在宗教信仰中，“权威”这个词应该怎么理解？ 8.闭上眼睛就看不见，陌生的语言也听不懂。可根本没用。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会发生什么。 9.对忏悔与宽恕的新看法：不是为了遗忘，是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然后去弥补（不想用“赎罪”这个说法）。 10.从没怀疑过不是真正的坚信。 11.“如果必须流泪，就让它成为欢乐的泪水吧。” 非常可爱的几个片段： 1.餐前祈祷与几次伸向比萨的那只手w 2.直升机上，本笃十六世摘下耳机：你说什么我听不到w 3.告别前的探戈。本笃十六世边虚虚挥舞着拐杖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快走，快让他走，别再让他来了”。旁观者压抑不住的笑意。 4.本笃十六世走入人群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照片中人们清晰的笑容。 5.我与你有分歧，但我仍愿为你祈祷。

从老张的年度佳片而来，本来想作为豆瓣观影记录的第999，结果因为太拖沓成了1000名。奔着8.6+安东尼霍普金斯而来大概率不会踩雷，惊喜的是对手戏演员乔纳森普雷斯毫不逊色，稳当接下来了戏，一翻履历果然是舞台剧走出来的演员，还是科班出身。 全剧基本都是台词对话，但是丝毫不显沉闷无聊，其实很多因为宗教用语和习俗不是很懂但也并不关系，两位老爷子演技已至臻化境，腔调、吐字、节奏都很舒服，安东尼的很多表演甚至只动用了晃动的眼珠来表示内心的复杂。 新主教锐意改革，以坦诚之姿力于整顿教会多年来的腐败、性侵问题。开放包容而不是默守陈规包庇黑暗，颇有出世之感，圣洁的简直不像是在这个位子上的凡人。而老主教则是劳神于修补弊端百般的教廷，面对新世代信众减少的冲击，备受煎熬。

两通订票电话+两次选举+双线叙事让故事完整且富含趣意，观影还是舒服最重要。

“他们会让你一个人去吗” “当然，我是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