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2007

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

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

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

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

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为到哪儿去？我为啥是我？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2005年，给顾长卫作品留下一段评注：《孔雀》回忆了黑暗刚去的第一个十年。为了片中的时代背景，争论起来没少费口水。再到观看《立春》的电影沙龙时，电话连线那头，本以为顾长卫问好完毕就收，不想他越说越多，大有长谈一下午的架势，从定位、宣传到票房。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看了《立春》，我想起了《孔雀》，当年只觉得张静初很神经质或很做作，是我的错，肤浅的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便是“作”，低估了那个憋闷庸碌的时代和那种垂死挣扎的理想。毁容的蒋文丽继续这样神经质的时候我便又感动又佩服又怜悯，其实怜悯完全没必要，我跟电影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的麦子，偶尔看到麦地里长着一棵月季，读不懂她们扭头仰望天空的心事。
    普通的、大众的是麦子，一田一田，一城一城，大家同时迎合着风的方向，麦浪整齐的翻滚。这个世界上也有麦子们接触不到的玫瑰，即便从报纸、广播里听到玫瑰们阳春白雪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在意，一切本来与他们不相干。顾长卫作品不多，却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那些麦地里遥望玫瑰的月季们，这种坚持足以成全一种风格。时代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享受动荡后的平静，为了这份安全感，所有人都假装回复正常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创伤和扭曲被自动的掩盖，却经不住在某些利益相关的关头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这种遗留下来但被刻意回避掉的创伤和扭曲，《孔雀》中一家心照不宣的合谋想毒死傻子的一幕，顾长卫处理的一针见血惊心动魄；地点都是小城，那种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的那种二、三线小城，千年如一日的死气沉沉，永远是家长里短庸庸碌碌，但大多数人都很无所谓，大家都习惯于集体性的慵懒和平静；人物则是小城里一些异类分子，他们出身平凡，本应该像大家一样安分踏实的守着早就安排好的生活轨迹过日子，但他们有着不自量力的理想，《孔雀》里想当伞兵的姐姐、《立春》里立志献身歌剧的王彩玲、对中央美院恋恋不忘的超龄考生黄四宝、还有那个多年来与芭蕾合二为一的胡金全，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爱好和追求，他们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就像麦地里突然冒出来的月季。他们的天赋和才华在憋闷的小城和慵懒的市民中间成为一种负担，遭人侧目，但他们却是这个城市最敏感的神经，虽然他们追求梦想的表现方式最终很无力很可笑，不过是崇拜几个外国名人或者挤几趟火车去个北京，他们想逃出去的愿望，即可以成为春天的雷声，搅乱这个城市封闭沉闷的死水。
    最后王彩玲给她收养的小女孩取名字“小凡”，平凡的“凡”，她也知道做平凡的人会比较容易幸福。女人如她，没貌没财，如果有人能取她过平凡的日子，她应该感恩戴德极力呵护才是。但是她偏偏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她不想辜负这份难得的天赋，想凭此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到北京站在灯光闪耀观众如云的舞台上去表现自己，这就是她的价值。为此她牺牲掉做平凡人的机会，当周瑜不记前嫌跟她说我们俩都不怎么样，不如将就着凑活过吧，她毅然扬起满脸黑斑和豆豆的脸说：另吃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框！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后来周瑜成了别人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一份平凡生活，自己终于只能偷偷摸摸去婚介所，也没有见到她有后悔之意。
    生活中，太跟别人不一样是危险的，尤其是怀抱天鹅梦的丑小鸭，你的不自量力对众人是一种无言的挑衅，明明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要去追求得高人一等？这个社会好像在一直鼓励理想和奋斗，但真有人要去奋斗和追求，出于微妙心态来浇冷水和讽刺的人比比皆是。胡金全只想沉浸在自己的芭蕾世界，并没有王彩玲那么咄咄逼人时时宣告马上要调入北京，但众人仍然没有成全他，流言蜚语的压力让胡金全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喉咙里的一根刺，沉醉于艺术是对周围油盐酱醋普通生活的一种犯罪。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常”不惜犯罪入狱，穿着狱中的布鞋，他才能踮起脚尖优雅的旋转，终于没有人看不顺眼了。胡金全曾带着母亲出去散心，一些跳舞的女人热情的邀请他同跳，母亲却羞愧的藏起自己的脸，大众舆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
    追求理想只有一条艰辛的路，而理想的破灭和夭折却是随时随地可发生的，坚强执着如王彩玲，在自己的追求被利用多次后，也渐渐的想去找个人嫁了过平凡日子。黄四宝求她做模特，让她带他去北京，好像这个城市只有他才懂得她，而女人，尤其是辛苦坚守的老处女，则在这种“懂得”面前败的一塌糊涂，争取多年的北京户口可以不要，只要这个男人爱他，可惜黄四宝最终只是在利用她的理想和单纯，以理想和纯洁的名义。如果说胡金全是被牺牲的，那么黄四宝是妥协的那个，而且一旦妥协便变的比普通人更无节制更恶俗。王彩玲最彻底的打击来自那个楚楚可怜装病的小女孩，她一直自持的理想和对艺术的追求，又一次被人赤裸裸的利用，“同病相怜”也只是一种阴暗手段，她以为她伟大、无私，结果却向傻子一样被一个小女孩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既是对艺术和理想的亵渎，更是对她一直得以自持的自尊的致命打击。
    这几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那种对理想的极端坚持，败的很无望。顾长卫最后还是让大家看到王彩玲风采无限站在舞台上尽情高歌，台下掌声雷动，以这样的方式圆梦显得又天真又无奈，似乎一首安魂之曲。但是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无限疲惫的王彩玲回到年迈的父母家，这个家父亲瘫痪、母亲年老、女儿当老姑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言语，一切毫无生气。午夜时分，王彩玲被鞭炮声惊醒，推开门看见老母亲正在一个人举着竹竿放鞭炮，鞭炮响的热闹，母亲身影瘦弱孤单而执着，人总要在一个时候表达一下他的憧憬，告诉自己，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蕴藏着一个叫希望的东西，不一定能遇见它，可它总在那里。王彩玲动情了，喊到“妈，过年好！”老太太好久才转过身来，回女儿一个微笑，透着妩媚，宛如月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