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

寻找兄长到成为兄长，是选择对可控牺牲的默认？还是投身摔进下一次失控的轮回漩涡中？

…

对抉择的思索终为一纸空言，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之间存有差距，有时它就像一根受潮的火柴，在阴冷的大背景下，失去了光与热的效用。而有时，它如同一颗渺小星火，微风拂过，即可燎原。

时机差异造就了结局的不同，在没有合理的解释下，人们称其为命运。

在得奖首作《索尔之子》以破格观点呈现纳粹集中营的人间地狱后，拉斯洛·奈迈施将深焦镜头再推前，凝视一战的世道崩塌。神秘孤女爱丽丝来到布达佩斯，欲在亡父创立的帽子名店求职竟被拒门外，由此开展一趟追寻兄长恶魔幽灵之旅，重回过去，揭开家族的隐藏真相。延续前作风格，长镜紧随爱 丽丝穿梭暗黑时空，聚焦局限观点、狭窄视角，如梦魇般朦胧影像的压迫感袭人而来；以家族老店残留的微光，斜照文明的殒落。

我以为是一战前的诸神黄昏，结果还是哈布斯堡那点破事。

参照一下奥匈帝国时期的年表很能体现问题：

1848年匈牙利革命遭到奥地利镇压，1866年普奥战争奥地利战败，1867年正式形成名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帝国；片中仅仅以为“公主”称呼，身着白色套装前来订购帽子的贵族及其丈夫的身份也是不言而喻：茜茜公主（1837-1898），其1889年后再不穿黑色以外的着装；皇帝约瑟夫弗兰兹（1848-1916）。

对照一战爆发时间1914年（此时四轮汽车已普及），如果这部片的主要时间轴是在一战前夕的话，所谓的“前夕”该属于哪段时间范畴？

显而易见并无法单纯以“描绘欧洲文明末日前夜的社会图景”来理解这部电影的内容。相比《索尔之子》做到极致导致极端压抑的镜头语言，《日暮》的画面和视听可以用唯美与浪漫来形容，而力道的缺乏与不知所云的问题便随之暴露。在镜头中游离的人物们纷纷登场，细腻的特写表情却仿佛没有灵魂，携带着关于多民族融合与矛盾，阶级冲突，二元帝国时期等祖国历史处境话题穿插机械式的动机与结果，构建出导演想要展现的布达佩斯，他的旧日匈牙利。

幽魂般游走的Leiter家妹妹，寻找神秘的兄弟引出男人们的联盟似乎正在寻求暴力的正义；来自维也纳的男爵对匈牙利贵族寡妇的粗暴性侵，与女主人公共同见证这一幕的孩子；气氛充满控制与逼仄、光着脚为女主戴上帽子的奥地利皇室，Leiter制帽店的火与烟花转瞬便将观众带到一战的壕沟中，其中超现实的意味也是如出一辙的晦涩。具体历史节点的模糊化，知名人物外形的明显偏差，无不意有所指，却又虚无缥缈，浅浅掠过难以留下痕迹。每一个角色在谈到关键线索时的语焉不详，一以贯之的风格化长镜头衬得剧情连贯性更是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个活着的灵魂所经历的是19-20世纪整个匈牙利的变迁，“大家都懂的”两名关键人物所局限的时间维度自然会构成限制，于是便遮遮掩掩、拼拼凑凑，全指望观众意会。

毫不意外这个片子分低，有多少观众能产生自然而然的共鸣？最多夸几句镜头漂亮罢辽。

我想任何看这部电影的人，都会拿它与《索尔之子》作比较，甚至可以说这种比较的心理在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么就先来说一下这两部影片。在拍摄手法风格上一脉相承，却也有明显的差异与发展。

《日暮》的主角为女性，观众们跟着艾瑞兹·莱特的步伐，内敛又敏感地经历了整个电影时间。集中营中的索尔因处境而自带弱者身份，而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角更是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她要面对太多谜团，太多变化，太多陌生的人们，复杂的空间和扑朔迷离的过往加剧了她的无力，这一点很讨巧，因为观众们更容易也更愿意融入弱者的视角之中；她看似坚定又沉思的姿态并没有令人心安，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无依无靠，有时候剧情转折太唐突，有时候其他角色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观众们也背负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去与她一起经历一切，这是导演独创的这种沉浸式微观叙事视角给我印象最深的。

但是，《日暮》并不想让观众去进入这个“弱者”的内心，甚至有意阻止观众去体会她的心路历程，《日暮》的创作目的偏偏不是给观众一剂宣泄情绪的泻药。本片中对聚焦的主人翁的面部特写较《索尔之子》少了很多，这导致观众很难看到主人公在面对种种事件的神情变化，遂难以进入人物角色并与之共情，同时本片女主端庄的仪态与少言寡语也加剧了这种态势。观众只能跟在女主角的背后，在模糊的焦点之外去观察这个电影空间。这样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电影语言从主观传达到客观传达的一次转移。

可以说，观众似乎被本片的镜头所排斥，这导致影片大部分时间观众都云里雾里，因为串起整部电影的不再是主人公连续的动机与情感体验，而是她所遭遇的一连串看似无序的，离奇的事件。虽然摄像机的镜头牢牢地对准追踪女主角的后脖颈子，但是画面却失去了心理的投射对象，观众们与女主一起被安排在各种情景之中，要去主动、独立地去接受并且解码，这种叙事构思似乎也反映了导演从现代主义向碎片化的后现代的转变，虽然十分考验观众专注程度与洞察力，但确实也丰富了影片故事的维度。这种叙事维度的膨胀虽然独到且有趣，但是在我看来，不知道是导演有意为之，还是受制于客观因素，故事中留下了太多间隙与空白，令人费解且为任何主题上的深入探讨设置了障碍。

虽然我刚看完也是一头雾水，但后来仔细品味，我反而觉得，虽然《日暮》主题上的探究确实弱了，但是在审美和叙事手法的层面，都较《索尔之子》更加大胆前卫，值得一看。

电影片名为《Napszállta》（英文名译作Sunset；中文名译作日暮，在我看来都有不妥之处）。这个词来源于古匈牙利语的nap-ză，意思是在夜晚来临之前，细品这其中的细微差别，我认为电影的重点不在于太阳的落下，不是对“日薄西山”的怀缅与惋惜，而在于即将到来的黑夜：影片设置在1910年代的奥匈帝国，正是该帝国步入战争并走向解体的那段时间，1913年，也可以说是萨拉热窝事件的前夜，而影片静谧含蓄的表达与惊恐悬疑的氛围，正营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是对历史的回顾，当然其中夹杂了导演的一些态度与价值趋向。

影片在人物设计上直指当时的皇室。第一、奥匈帝国的解体也意味着哈布斯堡皇室统治的终结，该家族由攻占奥地利兴起、之后又借联姻称霸欧洲，达到统治的巅峰。这与帽子工坊的“选秀”仪式如出一辙，而且通过帽店老板布里尔所说我们知道，这种以女子讨好权贵的手段从女主父母那一辈就已经存在了，俨然是家族传统。

第二，影片暗示烧死女主父母的纵火犯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哥哥卡尔曼·莱特，而伯爵夫人一直身着黑色为卡尔曼默哀。这让我想到《Sisi: Mythos und Wahrheit》中明确指出茜茜公主在鲁道夫皇太子死后，郁郁寡欢，偏爱黑色礼服，以悼亡子，这是不是影片隐喻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我很难给出完美周到的证明，但我相信这种人物设计与历史的平行对应，再加上影片中提到了茜茜公主，完全有理由把哥哥卡尔曼·莱特与鲁道夫皇太子联系起来。后者在历史上是皇族中的自由派、革新派，这导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紧张，也一步步引他走向死亡。如果这样看来，哥哥卡尔曼在片中要颠覆帽厂传统的激进行为有了原因，但这只是猜想，而这一个仅有的猜想还是太过狭隘，哥哥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他究竟是离经叛道，还是革命先驱？我们都跟女主一样，犹豫不决，难以判断。

第三，影片中提到在帽厂的一间密室中，茜茜公主曾经遗失过一枚发卡。要知道这枚发卡，在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作用：它别在头发上是用来固定帽子的。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影片中最重要的一个意相——帽子。匈牙利语中的帽子是Kalap，源自古语的ḱa-lep，意思是“a cover for a pot (keeps something hidden)”。同时，在匈牙利文化中，这个词也可以代指“某人的某种特质或者某人扮演的某种特定角色。”贵族们要让选中的女帽工脱去象征自己根基的鞋子，带上隐藏身份的帽子。帽子既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身份象征。拉斯洛·奈迈施在专访中也明确回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帽子，无论富穷。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私人物品有时候会传递出精细微妙的生活信息，包括它们主人的品味、地位、财富、文化等等。这个由代码和符号组成的分层世界，非常有趣。”那么作为皇室的茜茜公主丢了发卡，她的帽子就戴不稳，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深入解码了。

由此可见，从很大程度上，这部电影都在回顾20世纪初一战前奥匈帝国皇室与社会的风貌。虽然大多数都不够深入，甚至可以算隔靴搔痒，但是却还原了一个历史回顾者的真实体验：当你反思历史，各种资料、各种角度、各种观点都向你涌来，它们都只是碎片、都只是符码、而你却没有能力把它们有机组合，你选择了一些就要丢掉另一些，你确凿了一种可能性就灭杀了其他所以可能性。历史不似文学艺术，它经不得暧昧的逗留，却不得不反反复复给反思者以新的玩意，去窥探它的暧昧，《日暮》就带领观众体会了一个回顾历史的人的纠结与矛盾。

另一方面，影片对大动乱中的人的个体处境和个人精神进行了探索。女主深陷大变局之漩涡之中，站在文明走向的十字路口，她的行动投入到真相的探究与价值的权衡之中，但是她的思想却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游荡；对于个体来讲，原本清楚明了的外部世界慢慢融入晦暗，当一切不能一目了然的时候，每一个人在日暮之时都会踌躇，都会不知所措。目之所及是如此的局限，以致于不能做出确定的判断，这是在历史洪流裹挟下人类个体的真正悲剧。

开场的第一句台词就奠定了影片的基调，让女主将面纱撩起。女主是谁，她要去做什么。这难道不是人生的终极思考吗？然而这也成为了整部电影的悬疑所在。一开始我们同店员一样以为她是顾客，结果不是，她原来是来应聘的，后来发现她原来是已故老店主失散多年的女儿，她回到帽店里有何企图？影片继续，女主听说自己还有个哥哥，她转而去追溯家族历史，父母的死因是什么？哥哥还活着吗？现在哥哥在何处？当她找到自己的哥哥，她又面临抉择，哥哥是好人吗？哥哥所说的家族帽店的秘密是什么？我们也跟女主一样，跟着悬疑一心去一探究竟，结果迎来的却是更多的疑云。没有时间让人再去考证，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最后一切都坍塌了，终结了，你还没有搞懂上一个时代的种种，就已经置身于下一个时代的壕沟之中，你仍旧一脸狐疑，不止所错，小心翼翼不能给你任何帮助，而鲁莽行事却又让你步向悔恨的深渊。人生似乎就是在这种举步维艰中度过，努力探索与深刻自省都是徒劳，你如女主一样，还来不及歇一口气，就被时代卷入新的时代。

也许《日暮》在哲思上并无可圈可点之处，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而拉斯洛·奈迈施让我们体验到了猫头鹰的迷惘与无奈。影片最后，任何主题的高度与思想内涵不再重要，观众的观感体验成为了先导，猫头鹰的飞翔赋予了影片真正的意义。这不同于刺激感官的特效大片，而是用35毫米画幅的放大镜去引导你去用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细腻又微观地方式去审视自己观影时候认知的过程，以优柔的拍子轻扣你的心灵。导演不需要你去进入到女主的内心世界中去，你只需要跟着她在电影所映射的虚拟镜像中走一遭而已。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曾庆祝电影“使人（世界）成为可见的”，我想拉斯洛·奈迈施用电影让人们可以认知自己的认知，并使得认知的局限性被观众看到，这大概是导演对于当下电影主体干预现象阐释权的放弃，独辟蹊径地批判吧。这既可以是历史不可全面追溯反思的局限性，也是在外部世界变幻背景下自我内省的局限性。这是时间、空间、个体脑力、体力所造成的必然，道理我们都明白，只不过在“日暮之时”，我们才真真切切地因这种反省的局限而深感无力。

我就着“电影美就值”的想法走进了电影院。

可惜，只有几幕称得上美丽：定格的开场，荡漾的水波。更多时候，摄影机只是在摇晃中呆呆跟在女主身后，机械、凝滞，并非传统叙事的节奏，也非情感流动的节奏。或许从女主抬起头开始，镜头就执行起监视器般的任务，既没有时代，也没有空间。女主大胆偷窥伯爵夫人的秘密时，本可以有关于堕落关于腐朽最绮丽深刻的描写，而镜头，只是坚定站在女主身后贯彻自己的理念，仿佛女主的内心和脸一样僵硬麻木，眼睛不会转动、不能聚焦。如儿戏般闯入王宫，闯入驿站，依然一样的麻木，不知该怪演员还是怪别的什么，所有表达都是软绵绵的。文明，权色，革命，所有概念的表现都贫瘠得不可思议。

剧情的问题几乎不想挑剔了，每个人都认识她，每个人都让她离开，每个人都不愿意好好说话；女主需要谁，谁就出现，给出女主需要的信息。没有一个人物有立体感，就像没有一个建筑有灵魂，有情绪，扁平得连空洞都算不上。

还有服饰……总想着这么厉害的帽子店应该有特别特别好看的帽子吧！可惜导演没有这个打算，美丽的帽子和背后的腐朽一样没有被目光凝视，只有监视器，模糊地记录了一些。绝不应该出于对华服的好奇去看这部电影，特写镜头里只有女主那张越看越无趣的脸。

我真的什么也没感受到，比它美的电影可太多了。同样漫游，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伴随着让娜莫罗走了一夜，就那么吸引我，打动我。华美服饰、贵族落幕看维斯康蒂，光影流动、政治隐喻看贝托鲁奇，何必看这部日暮。

《日暮》几乎是国内银幕上能见到的最费解艺术片。我的观感几乎是厌恶。又是那种让我烦死了想从银幕里拖出来打的沉默主角（如安哲电影里的哈维凯特），在作者延续性的浅焦镜头下，更如同纸片人一般，挺着揉皱的脖颈，随意穿梭在一战前布达佩斯的精品商店、穷街陋巷和帝国皇宫中，穿梭于对她好奇、警惕、支持又防备的各阶层人群中。完全不再跟随于形式感的剧情，也就像一张随意揉捏的纸片，让人全程读不出作者究竟要写啥、写了啥。

片名的指涉其实相当明确了，就是一战到来前欧洲大陆的“日暮”，君主制的“日暮”。但怎么可能通过其含糊甚至放弃讲述愿望的微观叙事，来让观众跟着一道，如1910年代初布达佩斯的市民那样，不知所措的沉浸共情呢？《索尔之子》那套创新的视听语言，或许适用于残酷到不再能写诗的集中营，勉强服务于同样让人费解的信仰主题，但换到欧陆的“日暮”，就真的形式和内容完全脱勾了。

《柏林巴比伦》，因为紧凑紧张又不至烧脑的剧情，必然深受观众青睐，且能寓教于乐着，让不熟短命魏玛共和国历史、没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的绝大部分观众，牢牢跟随着过瘾的故事，简单了解到在国家尊严的外衣下，民主就是一个脆弱的空中巴比伦。汤姆·提克威提炼出一个1929年将让魏玛走向末日的德国。相比追求实验性创新的匈牙利人拉斯洛·奈迈施，曾以游戏存档式时间观念拍出《疾走罗拉》确实因为对观众实在友好，而不像挑衅的艺术家了。

而我也渐渐如费恩斯《发掘》的古船般懒惰保守，不再接受先锋艺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