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2021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将于4月16日上映。该片曾在2015年入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终评。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擦撞，船体破裂、倾斜，最终断成两截。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永远沉没于大西洋。

在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中，仅有700余人生还。大部分幸存者在抵达美国纽约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被塑造成传奇故事。

1997年12月19日，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Jack和Rose的凄美爱情让人们感动流泪，成为影坛经典。

这往往就是人们如何谈论“泰坦尼克号”：或是浪漫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或是灾难面前的人性缩影。人们称道那些在紧要关头仍然恪守“妇孺优先”原则的绅士们，痛批那些乔装成女性强行抢占的外国人——“人们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很少人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八名中国乘客，其中六人幸存。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只有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形象，充当主角的人肉背景。在历史资料里，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以潦草英文记录在册。而六名幸存者在抵达纽约后因《排华法案》被拘留，遭到种族歧视和污蔑，之后被驱逐出境。

此后，很少人谈论他们在这段航程中的遭遇，他们的死里逃生和他们的人生轨迹。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西洋底，而中国幸存者的声音在历史中沉默。

直到2013年，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在与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开始追溯这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他们是男性、黄种人、三等舱乘客、中国劳工，在种族歧视和谣言的想象中被指斥为“缺乏绅士风度”“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

他们是普通人，在生死关头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和勇气，在冰冷的大西洋中抓住了近乎为零的生存机会。他们从中国出发，流散于世界各地。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全人类的故事。”

2015年，罗飞和施万克带着《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把这个故事带到大家的面前。时过6年，影片终于将在4月16日登陆中国大陆院线，与大家见面。

上映在即，我们联系到导演罗飞进行电话专访，请他分享关于这部作品的点点滴滴。以下是专访原文。

罗飞、施万克 2015年GZDOC提案大会现场

GZDOC：请问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触发了您拍摄这部作品呢？

罗飞：当时（2013年）我和罗家文化的制片人罗彤、历史学家施万克刚刚做完《海神号事件》，也是海洋历史方面的故事。那时候我考虑不再拍这类题材，但有一次施万克跟我说：“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的乘客、中国的幸存者吗？”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船上有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艘船发生了海难，但是船上具体有哪些人呢？在电影或者资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不确定是否适合拍片子。因为拍独立纪录片是很费时间的。起初有了一个想法或方向，需要很多时间去探索，尤其是历史探秘的题材。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其他的历史学家、泰坦尼克号的研究专家都说，这种信息是挖不出来的，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档案馆里都找不到。只有乘客名单上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记得乱七八糟，只有英文，而且这种拼音记法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去研究100多年以前的几个中国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过，当我跟一些中国朋友说我在考虑拍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他们都会惊讶地问我：“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挺好奇的事情，是一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不熟悉的事情，我就有了动力，觉得可以去拍，适合花费时间去拍。我没有想到要用五年的时间，但肯定是一个要努力做才能做完的事情。

GZDOC：您是怎么发现纪录片的选题的？什么题材能够吸引您？

罗飞：我拍的纪录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包括文化、音乐、社会、经济等等。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有两点：

我的每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能拍什么呢？虽然是过去100多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拍什么？我一定要通过现在活着的人的故事，去讲过去的故事。我对幸存者特别感兴趣，同时也对研究者很感兴趣。为什么现在的人对过去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用那么多年去学习过去的历史？我想知道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去做。

第二点是我拍摄的方式，我怎么拍呢？我们拍的虽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用传统历史纪录片的那种方式，而是通过研究团队的视角去拍的。不是通过100%的历史素材去表现，而是通过现代人的研究方式和过程来拍摄。我们看他们去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我们跟拍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历史素材和资料，同时这也是一个现代的、关于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故事。

所以我的问题不只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也是关于现在的人和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就是对人类很感兴趣。

GZDOC：作为一个英国人，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故事呢？您拍摄纪录片是否融入跨文化或跨地域背景的视角？

罗飞：因为我不是纯粹的英国人，我是一个住在中国二十几年的英国人（笑）。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英国人”，而是“我是纪录片导演”。作为纪录片导演，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里听到一个模糊之处，从来没有人讲出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很吸引我们这种人的。

“跨文化”可能是会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结果，但是应该说这是不影响我们的拍法的。我们确实是一个国际的团队，包括摄影师、剪辑师，都有在中国和国外的经验。我们的故事本来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故事，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发现人类的故事，发现里面有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GZDOC：卡梅隆导演担任了您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在您找到他之前，卡梅隆了解多少关于中国幸存者的故事，他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想法？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参与到这部影片当中？

罗飞：卡梅隆跟我们这个片子的关系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我觉得卡梅隆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最熟悉泰坦尼克号的人之一。你所谈论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信息，他基本上都了解。

当时我们的团队讨论过，如果有机会跟卡梅隆联系，我们真的要问他：你当时知道多少关于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删减的场景，一直有一个感觉：这很像Rose和Jack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Rose浮在木板上，Jack在旁边。实际上在历史上，除了最后一个获救的中国人Fang Lang，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要问卡梅隆，你是不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当你看到Fang Lang的故事，有没有影响你的剧本写作和拍摄？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这段就是受到中国人经历的影响（才创作出来），那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事情。我们以前以为是单纯的浪漫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从现实出来的，真的是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太激动了。

跟卡梅隆联系上之后，他表示特别感兴趣，也很支持我们。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另外，我们后期上有些困难，泰坦尼克号的场景不可能再拍或者做动画。卡梅隆就说，那你们用我的电影里面的镜头吧。他就帮我们跟福克斯联系，也征求了凯特、小李子以及其他演员的同意。因为版权问题，其他片子里面的很少用到这些素材，卡梅隆帮了我们这个忙。就在最后一年，他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GZDOC：在寻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飞：我们是最后才找到了几个幸存者的后代、亲戚或者其他认识的人。我发现，中国的幸存者和其他幸存者的故事或经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我们家对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虽然现在幸存者都去世了，但是在一些周年纪念日，当地媒体会过来采访他们的家人，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幸存者回来后一点都没有说，没有跟后代说他们经历过这个有名的事件。他们为什么没有说？

这些人的经验跟其他幸存者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只是经历过一个海难，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偏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这么一个海难，也跟20世纪中国移民的历史有关，还发现当时很多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通过探讨，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泰坦尼克号的代表性很大，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比喻和缩影，代表了很多文化和历史上的事情。要么是穷人和有钱人在财富上的区别，要么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责任，或者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发现还有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谈论很多社会问题。

现在大部分住在国外的华人，包括幸存者的后代，不太会回避这些事情了。但我们也找到几个后代，是不想参加我们的影片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到时候他们也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看了之后他们也能知道这段历史是特别重要的，可以通过他们家人的历史让大家都看到当时的偏见和问题。过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如果他们已经放心，没有人看不起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不好，那我真的希望还可以去采访他们，或者帮他们记录他们家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

GZDOC：透过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框架。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因素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通过影片，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罗飞：从最初探索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六个人呢？后来慢慢去了解，我发现他们真的遇到一些偏见的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问“为什么”，会去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比如我们去研究了当时的排华法案。

到最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能谈论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这不能说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幸存者都去世了，我没办法帮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后代，让大家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就可以去判断当时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探讨，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亚裔问题。这些都不是最近才有的，也不只是中国人碰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控制不了结果，我只能控制流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看完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这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只能知道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看不见的、是模糊的，那个是我一定要去抓的事情，我一定要把我的摄像机对着那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像Fang Lang的儿子，他一直跟我们说，我只想知道是什么，你们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让大家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但不是我的工作。

GZDOC：您曾在2017年发布题为“挑战叙事”（Challenging The Narrative）的导演阐述视频，您说《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不仅是关于航海历史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探讨“历史如何成为故事”（the way in which history becomes story）的电影。您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罗飞：我觉得我现在对我们这个片子，还是有那样的想法。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总有某些东西是不管研究多久也看不到真相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做出解释）。

可能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们的影片也是谈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历史怎么变成故事？有时候历史比故事复杂得多。每一个人，他是哪里人，他有自己的性格、动力、想法，我们可以去谈论，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没法了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那么晦暗模糊的历史，变成一个观众可以去看100分钟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他可以去理解这些人。

另外，泰坦尼克号为什么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公司有责任，可能意识到安全问题，但还是心存侥幸，没有配备足够的救生船；政府也有问题，法律很松，不像我们现在特别关心安全；船长Smith可能也有一些错误决定；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平，可能也影响到生产质量。

有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谈论。我们说到泰坦尼克号，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谈论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公平、不对的。

一个人上了泰坦尼克号，你可能带着自己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计划，但你碰到了海难。两个小时过去，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到最后几分钟，你知道自己会在水里面死去，但是这时候救生船有这么一个位置。你可能是个男人，是个中国人，你发现没有别人进去，那我进去吧，进去我就有机会活下来，那时候你是救了自己，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媒体都在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话题更受到关注，但我更希望关注那些人自身经历的事情。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我觉得并不是大家都在责怪中国人，其实没有那么激烈（极端）。发生了坏事，我们怪谁？在一个文化里面，很自然觉得一些陌生人、外国人、肤色不一样的人，是最容易去责怪的。他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是白人但皮肤有点黑，就会说是意大利人；如果稍微有点东方的面孔，就会说是中国人。那个人具体是什么人，他其实不知道，也不管。他们觉得都是陌生人，是外国人。我们现在也还是会有类似的想法，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GZDOC：您是如何打造这部有别于其他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罗飞：我没有看很多海难纪录片，我不想被影响。我受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包括一些中国导演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讲的不是一个海难历史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不是一个海洋历史纪录片导演，我是通过海洋历史去谈论一些人类的事情。

GZDOC：经历过几次定档和推迟档期，最终定档4月16日上映，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您对影片有什么期待？

罗飞：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好就好了，我对电影已经基本上满意了。如果没有人感兴趣，那我会很难受。纪录片很少上院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片子很适合上院线，因为这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也在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里存在。我希望是让中国人感兴趣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我觉得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些话题，是大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讨论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句台词说的多好啊：“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他们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突然就想起之前很火的一组图：英国文学——我愿为荣誉而死；法国文学——我愿为爱情而死；美国文学——我愿为自由而死；俄国文学——我会死！当然这组图的笑点在朴实无华的战斗民族上，直到后来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说：中国文学——活着。虽然这是一个梗，可总觉得无意中道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意志力，那种被时代一直、被生活反复搓摩、碾压仍不曾放弃生的希望的意志力。那个会为孩子们提供牛奶的却难以维持生咖啡店生意的人；那个踌躇满志和朋友去经商却经历海难与朋友天人两隔靠浮木求生的人；那个得了肺结核被解雇后死在英国的人；那个在加尔各答下船后再无踪迹的人；以及那些失踪只留下模糊的名字至今无人知晓的人……他们就像《活着》里面的福贵，破产也好，被抓去当壮丁也罢这些看起来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也只是人生的一个挫折而已，跨过了，还有无数个坎等着呢……泰坦尼克号的海难就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小波折，冰上撞碎的不仅是一艘巨轮，还有他们对未来的期许。可即使未来在眼前破碎，他们还在努力，努力去改变生活，去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坏境。 他们是乘客不是偷渡者，他们是获救者不是偷生者，他们没有罔顾“ladys first”，他们是新大陆的建设者。被诬陷的中国人需要有人去正名，而历史也需要真相。 还要记得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纳粹为犹太人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也有一个为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建的“奥斯维辛”，它叫——天使岛。 那个全球闻名的伟大爱情故事有一首它的赞歌叫《My Heart Will Go On》，我想如果这群中国人有一首属于他们的赞歌，它的名字大概叫《 Being Alive》

对于这种切入视角充满人文关怀、勇敢站出来发声为历史正名的片子，我始终充满着敬畏之心。世界知名的泰坦尼克号船难的故事，并不是唯属于一等舱富人的故事。片子跳出了讨论唯美爱情的主流，深入挖掘和模拟了泰坦尼克船难后幸存的六名中国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他们的不凡，远远不止于经历过泰坦尼克船难这么简单。

1. 苛政猛于虎：人类史上最大的船难，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困难。美国排华法案和英国战后对中国水手的强行遣返，让这六名幸存者继被劳动榨干后驱逐出英美境外，这些都无疑是英美的另一场暴行。至今，英国仍未就两次战后秘密遣送中国水手的事件道歉。以史为鉴。

2. 一根棍子救生我：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给家人寄来这首诗的Fang Lang/方荣山，是幸存者当中最令我敬畏的一名在困境中求生的强者。一个人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坚毅和勇敢，才能趴在漂浮的门板上坚持等到唯一一艘折返的救生艇？又是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能够在一个不欢迎他们且没有合法身份的地方隐忍前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姓名身份度过一生？据他的后代回忆，他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身穿西服领带，俨然一名商人，因为这是他和船难丧生的两名朋友最初的梦想。在经历过诸多苦难以后，他在这首诗里又把这些苦难拉的很平很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讲述泰坦尼克的经历。我能够理解方荣山保持神秘的原因，也很能理解方荣山儿子对于父亲秘密的遗憾。

3. 给历史一个真相：除了穷尽网络资源和各地历史资料，最令我震惊的是研究团队对于冰水和C号救生艇的模拟，为“装成女人蹲在船尾的四名中国人”正名。 在生命和真相面前，无分国籍。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 ——方荣山

《泰坦尼克号》就是我的YYDS，是一部我看过几十遍也可能上百遍的电影，它陪伴了那个没有展示给大家的情绪化神经质的我。是我可以分享极致开心和极致悲哀之事的朋友。我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它的纪录片和书籍，那些被删减的镜头我也都收藏了起来，但却从不曾关注过这些幸存的中国人。

经历过泰坦尼克号沉船灾难的幸存者都将之视为人生不可忽视的经历，说给无数人听，可唯独这六个活下来的中国幸存者却保持着沉默，为什么？幸存者的人生轨迹都被后人津津乐道，却没有人知道这六个人何去何从，为什么？如果那些诬蔑和诽谤都是假的，那真相究竟是什么？

真相就是真相，在那样一个排华背景的大历史下，“他们伪装成女人偷偷藏在了救生船中”的谎言此起彼伏。幸存者们搭载营救他们的船只靠岸后，或有亲朋迎接，或被妥善安置，只有中国幸存者仍旧在船舱中又是一夜。很多幸存者说他们这一生都无法走进球赛现场等人声嘈杂的地方，因为那些呐喊声会将他们瞬间拉回那个身边充斥着生命流逝的哀嚎的夜晚，然而这六个中国幸存者在经历了一场如此惨烈的灾难后却可能连岸都没上就又一次起航漂泊在大海之上成为了海员劳工。

让我泣不成声的是其中一名遇难的中国乘客的行李中是西装领带衬衫，他是远方某位女士的未婚夫，他不是一个劳工，他可能即将成为一个商人，有着无限可能的人生。而幸存下来的一名中国人是他的朋友，即便活下来又怎么样，他的朋友死了，他只能当一名受尽歧视的劳工。他们满怀期待的乘船，却只能在未来面对死亡与艰难求生…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首诗，好一个满含泪水道不尽苦涩的“笑呵呵”。后来的他为了家人，努力生活，晚年清贫却仍旧在餐厅打工，不曾跟晚辈提起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任何人和事，一生辛劳却在所有的照片中总是西装革履，也许穿着那一身西装就又可以变回满怀希望的少年郎吧！

他们悲惨的遭遇虽然不能简单的只归因于排华的历史背景，但那一段历史值得被正视、被铭记、被反思。

最后我想用影片中提到的天堂岛上的一首诗作结束。

我们同胞遭至此，皆因国势未能张。 倘得中华一统日，定割西奴心与肠。 特劝同胞不可忧，虽然被困在木楼。 他日中华兴转后，擅用炸弹灭美洲。

2021年4月21日 于广安门电影院观影有感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的，观影之前对于这部纪录片的期待是希望从自己本民族的人口中听到关于那场海难的更多讯息，或者从那些熟悉的中国面庞里寻找到些许的民族自豪感。我们总希望找到一种“亲切”：就像在外地的时候尤其希望听到乡音，对于那些与中国人无关的历史，如果听说其中有中国人的参与，那感觉都像是自己都参与了一样。

然而很遗憾，这六个中国人在影片里自始至终是处于一片大雾里：这不是一部口述史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关于找寻的纪录片。我可以直接地告诉各位准备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尽管调查员们历尽千辛，他们仍未能从这六个中国人的后代或者任何的文字记录当中得到更多关于这六个中国人的内容。

纪录片当中有一段讲述了《泰坦尼克号》引进中国时万人空巷的场景，连制作人自己都说，没有想过这部片子会在中国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功。人们喜欢看凄美的悲剧，喜欢看跨越阶级的浪漫，更重要的是，这类大胆的题材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对于精神文明的渴求。于是一群人抱着期待的心情进了电影院，然后泪眼婆娑地出来，享受了一次灵魂的涤荡。

这与纪录片后来所展现的当时西方各国的排华政策对华人的伤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说，海难发生后，他们找了很多幸存者做了采访，可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地位低下，所以没有人想了解他们的故事。直到这么多年过去，那六个中国人早已“dust to dust，ashes to ashes”时，再想做一份迟到的补救，却发现一切都是如此艰难。

当时有人记录说海难发生后，救生人员要求“妇女儿童先上”，而四名中国人佯装成女人混上了救生艇并藏在船底下，这才让自己活了下来。许多人因此对中国人展开了批判。调查员们为了还这几个中国人一个清白，便找来几个学生一比一还原了当年的救生艇，又让几个人扮成当年的中国人藏到船底下，看看目击者所处的位置是否能看到船底下的中国人，以此来力证目击者的证词是有失真实性的。

其实我想，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影片《寄生虫》里说，人不是因为善良而有钱，而是因为有钱才善良。所以要让当时地位如此低下的华人遵守上流社会的规矩、保持上流社会的道德，太难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所以他们太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择手段，这就是穷人的生存法则——只有当你足够富裕了，你才能伪善地说：“我们来讲点道德吧。”

所以与其责怪那四个中国人抢占了妇女儿童的位置，不如责怪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于亚洲的世界压榨得太狠。

影片讲述最多的是一个叫“方荣山”的人，因为他的后代是调查组唯一能找到的。其他人的消息早就消散于大海，只是偶尔从卷帙浩繁的资料里，看到一两句描写：有个叫“Lee Bing”的人，在加拿大的咖啡馆里诉说着自己当年从泰坦尼克号上得救的消息。当调查组来到当地想获取些什么信息时，却再一次扑了个空。

当方荣山被五副哈罗德·罗威发现时，哈罗德看到他非常聪明地坐在一块漂浮的木板上等待救援——Rose得救的灵感，就来源于他。而且《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当年拍了这段中国人的戏份，只是后来给剪掉了。

可即便是占据影片一大半内容的方荣山，关于他是否乘坐过泰坦尼克号这件事，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泰坦尼克号上，方荣山登记的名字并不是方荣山，而是“Fang Lang”，当调查员来到方荣山家里，问他是否知道父亲为什么改名时，他的后代表示完全不知情，并且他们还意外地在家中发现，父亲的照片上还有另一个名字：方森。至于为什么又改成“方森”，他们就更不知情了。

而方荣山生儿子的时候已经六十高龄，所以在他的儿子还忙着和女孩儿谈恋爱的年纪，他父亲已经寿终正寝了。到最后，他的后代也没来得及从他口中听说太多关于泰坦尼克号或者他来美国的事情，他就带着这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进了坟墓。

可以说，方荣山这个人就像无底洞一样深不可测。

这样压抑的、躲躲藏藏、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方荣山愿意的吗？当然不。因为美国那时的《排华法案》，让这群流亡在外的华人没有选择。

我对方荣山的后代讲的一个情节印象还蛮深的：他说自己小时候随父亲去敲人家门，问人家可不可以租房子给他们住，结果对方说自己不可能把房子租给黄种的贱狗，方荣山这时“punched on his face”——方的后代说，自己的父亲是个从不认怂的人，可以想下，在当时的美国那样的欺侮之下，他这一拳的干净利落脆，背后是多少伤痛与失望的累积。

历史的惊雷往往藏在他人云淡风轻的只言片语中。

该是有多惊人的毅力和信念，才能让他在美国社会立足，并且为后代打下一个还不错的未来。

狱中的华侨，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只能以这样的诗句为自己默默加油打气，并且一点一点的，改变着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看法。

最后连调查组们都不由得发问，为什么外国的生存如此艰难，他们还一定要留在外国呢。

为什么，因为这山看着那山高呗。反正自己的国家那会儿都乱成那样了，别人的国家再差还能差到哪去，况且人家那边还有好的资源。就算在国外被当成廉价劳动力，还要被驱逐，在风云莫测的国内就会好一点么。

所以与其说他们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有了可悲的命运，不如说他们作为小人物，作为历史的尘埃，这是他们必然要去面对的。富贵险中求，挣一挣，要么是个死，要么就是翻身把歌唱；不挣，那横竖是个生不如死，像渣滓一样消散在空中。

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那么多人宁可死也要偷渡。

方荣山的后代与哈罗德·罗威的后代来了个迟来的拥抱，方的后代心情复杂地说，要是没有他，可能就不会有自己。哈罗德·罗威也送了一张自己的父亲的照片给他，并在上面签了个名。

令人喜闻乐见的和解。

可是影片直到最后，我们仍不能确定Fang Lang是否就是方荣山，调查员也只是根据有限的信息说了句：“Very closed.”

其实是或不是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即便不是，Fang Lang的人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可能他也在某个西方的大都市里，因为别人一句“黄种狗”而一拳把一个白人揍趴在地。

虽然关于这六人的历史注定是缺席了，但是从这找寻的过程中牵扯出的另一段历史却让人唏嘘。

尽管历史从不会为小人物书写，可是小人物的挣扎总是大抵相似的，历史的洪流，也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小人物的“乘风破浪”，才使其显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南京后窗放映专场。

一开始的时候困惑感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几个中国幸存者？在2021年回顾1912年的一场灾难究竟是不是一场挂着大IP的炒冷饭？在这样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去研究几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是不是一场意图明确的民族主义宣传？这些问题并没有在观影的最开始获得解答，而是在过程中渐渐浮现。

探索“什么是真实？”本身是一场冒险。繁复的工作和研究员大量的研究，构建出来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一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灾难，仅仅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波澜。在那场灾难之后，幸存的中国人经历的是更加无法抵抗的困境。中国人的身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民族和肤色成为了更坚固的冰山，哪怕刚刚经历一场海难，他们依然被送上海面，客死他乡、流亡海外或放弃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和亲人吐露真言。几个几乎辨认不出的名字成为了真实的人，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才被人看见，被了解。而在这之前，他们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污名化、他者化，成为卑鄙的偷生者，肮脏的投机者，成为报纸的谈资，白人社会的廉价劳动力，异国他乡的流浪狗。他们被嵌套进各种各样的故事，成为工具和标签，成为各种各样的形象，而不是真实活过的人。

在电影的结尾，他们的后人和故事讲述者在海边点亮一盏盏灯，那些微弱的光亮在海面上浮浮沉沉，映照这逝去的生命真实存在过的光亮。

“我真的存在过吗？”

话语是叙述者的特权。在这个充满话语强权和他者化叙事的世界，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太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导演，探索这几位中国人的故事，是可敬的。导演在映后谈中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1912年，我们谈论什么样的人是好男人，50年代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问题，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种族问题。这些问题无关于国家、种族或性别，而是关于人，一直都关于人。